从滂喜斋的“宋拓四欧”到梅景书屋的“四欧宝笈”

“四欧宝笈”即吴湖帆所藏四种唐朝欧阳询楷书宋拓本，分别是《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吴湖帆对此极其重视，亲力策划包装，精心指导装裱，书箱采用楠木材质，箱内有四个金丝楠木制作的书匣，四种碑贴皆以乾隆古锦为封面，红木镶边。并自署斋号“四欧堂”，花了极大精力，广邀名家题跋，施以极其精彩的装帧，将“四欧宝笈”打造成自己碑帖收藏的代表作，如今也成了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四欧宝笈”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以下简称《化度寺碑》），李百药撰文，欧阳询楷书，原石已佚，吴湖帆所藏为唐原石北宋拓本，传世孤本。碑帖前几开有吴湖帆重裱旧签、王同愈题端及吴湖帆手绘扉画。由于原石已毁，原碑的行款样式、损泐情况皆不得见，吴湖帆根据所藏之本的碑文断裂痕迹，将其用心推测所得原石的碑面形制，绘制成碑式图，装裱其中，既为拓本的版本考证与流传梳理保留了重要的文献线索，又以视觉图像拓展了碑石的艺术想象空间，足见吴湖帆对其的重视，非同一般。

四欧本《化度寺碑》碑式图

《虞恭公温彦博碑》（以下简称《虞恭公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楷书，原石在陕西醴泉县，吴湖帆所藏为南宋拓本。此本延续了“四欧宝笈”统一的装帧格式，但在封面古锦面板样式上，又稍加区分。扉画仍由吴湖帆亲自绘制，题端邀晚清民国著名词人朱孝臧书写，内签之上有近代学者叶恭绰“番禺叶恭绰观于四欧堂”之观款。此本碑拓部分首开所钤“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温虞恭公碑之印”，则属于吴湖帆请人专为此本定制刊刻之印，和另外三方“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唐石真本化度寺碑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九成宫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皇甫明公碑之印”一样，皆仅在“四欧宝笈”中的相关各本内，分别钤用。

四欧本《虞恭公碑》首开

《皇甫诞碑》，又称《皇甫君碑》，吴湖帆所藏为北宋晚期拓本。古锦板面不同于另外三本，面签有吴湖帆所题“景剑泉宫詹旧藏丙寅夏仲吴湖帆署”，前几开仍有吴湖帆所绘扉画，题端由晚清文人吴郁生所书。三条内签，尽管最右一条无落款，仍与其他两条一起，皆移入内页，予以重裱保留，亦可见吴湖帆对旧签的珍重。

《九成宫醴泉铭》，南宋早期拓本。装帧格式与前三者相同，题端为晚清金石学名家罗振玉书。罗振玉又曾为吴湖帆鉴定《化度寺碑》，称其“甫一展观，神采焕发，精光射十步之外，不必一一与敦煌本较量，已可确定为唐石宋拓。”吴湖帆在重装此本时不同于前三者的是，其扉画为是“四欧宝笈”中唯一的重彩之作。

四欧本《九成宫醴泉铭》吴湖帆题画

潘氏旧藏时已有“四欧”名目

现存《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皇甫诞碑》三本拓册中，均钤有“吴潘祖荫章”（白文）、“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等潘氏鉴藏印。近年刊行的《潘祖荫日记》中，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十七日记载“兰荪借宋拓‘四欧’去”，次年三月十八日，又记“李若农借‘四欧’碑”，表明潘家在十九世纪末已形成“宋拓四欧”的收藏名目。而稍早之前，叶昌炽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在潘家所见“欧碑四种”：“郑盫丈见示宋拓《崔敦礼碑》、《李卫公碑》、《姜遐断碑》……又欧碑四种：《温虞恭碑》最胜，松下清斋藏本也。《化度寺》次之，宋翻宋拓。二本均有苏斋跋。又次《皇甫》，郭兰石藏。又次《九成》，则香严之副本也。”对照今上海图书馆所藏，知现存吴氏“四欧宝笈”中，除《九成宫碑》之外，其他三种确实皆为潘家旧藏。

《潘祖荫日记》相关记载

“四欧宝笈”实非皆为潘静淑陪嫁

吴湖帆在《故妻潘夫人墓状》中记载：“乙丑（1925）春，丁父忧。继母赐宋拓率更二碑，始与吾家欧阳二碑合，命曰四欧堂。”可知在1925年前，吴湖帆已先有四欧中的两种，1925年潘祖年去世时，继母祁氏又赐予两种欧碑，至此才有了名副其实的“四欧堂”。

《虞恭公碑》内，有潘氏泥金细书：“此册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名拓也，先父仲午公付余宝藏。湖帆初集昭陵诸碑，以此为冠。今与率更宋拓三碑，为四欧堂镇宝矣。静淑识。”可知早在吴湖帆对昭陵碑拓有兴趣时，此本就已经由潘祖年交付女儿，遂即归入吴湖帆、潘静淑夫妇箧中。据陈麦青老师考述，吴氏集昭陵诸碑，约在1925年之前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此外，《九成宫醴泉铭》内也有潘氏题记，谓：

吾四欧堂旧藏宋拓宋芝山本，损字较此本多八九字。甲子（1924）来沪后，湖帆见此本于友人处，以商戈周彝易归，以餍四欧精本之愿。静淑。

因此可知，在“四欧”汇聚梅景书屋以前，吴氏夫妇家中已有二碑，应为《虞恭公碑》与《九成宫醴泉铭》，而潘祖年去世后，祁夫人赐赠者，则当为《化度寺碑》与《皇甫诞碑》。

四欧本《虞恭公碑》后潘静淑泥金细书

“四欧宝笈”中《九成宫醴泉铭》可能存在的替换问题

该本册首吴湖帆所绘《九成宫图》题记中称：“宋拓《醴泉铭》‘栉’字未损本，乾隆御赏品也。丙寅收入吾家，为四欧堂镇宝之一。”然册前内页所存薛虞卿旧签左侧王同愈一签，署“中江李氏旧藏薛虞卿本，乙丑九月栩缘题”，却在丙寅（1926年）前一年的乙丑（1925年）。且吴湖帆《丑簃日记》一九三三年五月卅一日记曰：

访遐庵，往杭，未晤。大千往苏，亦未晤；转访谢玉岑，略谈。归后谷孙来，为余购得宋拓《九成宫》，“栉风沐雨”之“栉”字犹完好未损，可宝也。前后有“乾隆御览之宝”六字腰圆印、懋勤殿鉴赏印，价易《毛诗》一部。

当时其以《毛诗》一部之价即三百余元所购宋拓“栉”字未损本《九成宫碑》，应该就是今日“四欧宝笈”中的“乾隆御赏”之“懋勤殿本”。然现存该本所存诸家观款，却皆在1933年5月之前。再观其中题跋，如陈淮生所题，仅谓：“湖帆道兄既宝有唐石宋拓《化度寺碑》，复获此麟游原石旧拓，故并所藏《虞恭公碑》、《皇甫君碑》，以四欧名堂”，其他方还等跋语中，亦皆未及“栉”字未损、乾隆玺印等细节“亮点”，众多观款之中，更无记所见究竟为何本者。再结合潘静淑“以餍四欧精本之愿”的题语，似可推测，吴氏购得“栉”字未损本后，为追求“四欧”皆为精善宋拓的完美，就以后来新得，替换了原有旧本，并保留了旧本中原有的诸家题跋观款等。而被替换的旧本，据吴湖帆《梅景书屋题跋记》中所记，很可能是曾经吴氏所藏的“川沙沈公韵初外祖旧藏、后归中江李苏粼（李鸿裔）方伯”之本，即叶昌炽日记中所记及的“香严之副本也”。

除“四欧宝笈”外，吴湖帆、潘静淑夫妇所藏碑帖书画中曾为潘氏旧物者，亦颇为可观，多得自潘祖年及其继配祁夫人一系。其中比较重要者，如宋拓宋装孤本《许真人井铭》，1928年由祁夫人付与潘静淑，吴湖帆题为“吾家所贮汉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北宋初拓为最古”，后接潘氏细楷小字一行：“此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珍籍，戊辰秋，继母付湖帆与余保藏。静淑谨记。”另据吴氏《梅景书屋题跋记》所记，潘祖年在世时，还曾将《旧拓唐薛汾阴书封祀坛碑》《旧拓（韩韵海藏本）唐平百济国碑》等旧拓，陆续付与女儿潘静淑。

宋拓《许真人井铭》沈树镛题端

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梁永阳昭王敬太妃双志》孤本。由现存相关史料记载分析，其从潘家转入吴氏夫妇手中，好像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长达多年的曲折过程。此外，另有潘祖荫滂喜斋旧藏宋刻孤本《梅花喜神谱》、当年作为清宫旧物“御赐”潘祖荫的宋汤叔雅《梅花双雀图》以及“孝钦皇后临本”等，或于潘祖年在世时，作为女儿潘静淑三十初度之礼，特别赐予，或由后来受命接守家藏的潘达于女士，为使与已入吴氏夫妇之手的画作匹配重合，检出赠送。而另一件目前所知存世仅见的潘氏攀古楼旧藏《沙南侯获刻石》六行拓本，则系吴湖帆于1926年从他处购获。

吴湖帆夫妇对潘氏旧藏的继承，是一个动态、多元且跨越多年的复杂过程。这些藏品涵盖金石碑帖、书画典籍等门类，且多经潘氏家族世代传承。后来，或为长辈馈赠，或经自行搜求，又陆续成为吴氏夫妇的珍藏，体现了晚清至民国家族间的文脉延续。对吴湖帆珍藏中以“四欧宝笈”为核心的潘氏旧藏传承脉络与聚藏历程的考辨梳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晚清至民国金石碑帖鉴藏史的重要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