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方风情

旧历十月初一为寒衣节，亦称冥阴节，是一年中的三大鬼节之一。老北京人照例要给亡故的祖先“送寒衣”。

北京的农历十月，一般都是好天气。地还没有上冻，也不算太冷，新棉袄上身，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在郊野，收割了庄稼的土地上，早晚之间，有霜有雾，白刷刷的。到了中午，经太阳一晒，黑土地还显得十分湿润。赶上秋末冬初特别暖时，山桃花还偶然会绽开一两个粉红色的花蕾，绰约枝头，称“十月小阳春”。

过去北京有句谚语叫“十月一，送寒衣”。这种风俗早在明代就有了。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中写的很详细，所谓“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等等。意思是天气冷了，一家都穿新衣了，也应该给死去的亲人寄点寒衣去。虽然事属迷信，但却寄托了怀念亲人的深厚淳朴的感情，对于常人来说，也事无可厚非的。

每年到十月初一，人们总是预先糊好“寒衣包”、“金银包袱”，在包袱外面写上地址，某某人收，然后再焚化了。

十月初，送了寒衣之后，据说在清代，还要颁发历书，各处书局刻印出售。旧时的北京，大小胡同中，常看到有人背一个布包，手中拿一叠子历书，一边走一边叫卖：“卖皇历，卖皇历。”这也算是旧京的一景吧。

明清遗留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内、外两城所组成，开有“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及德胜门箭楼尚存，其他城门均不复存在，只是保留了原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标志。但在这16个老城门之外，还多出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这三个听起来也像是城门名称的地名混杂其间。这三处地方以前有过城门吗？

明清时期，老北京城的城门不是简单的出入通道，而是设计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门，均由城楼、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所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闭的空间，敌军一旦闯入，即被“瓮中捉鳖”。

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都不曾具备上述设施，它们只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为了交通方便，陆续在老城墙上开辟的通道而已。

和平门开辟于1926年，其目的是沟通被内城南城墙阻隔的北新华街和南新华街。

北新华街在清代曾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沟。1913年，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将这条排水沟改建为暗沟，在其地上兴建了一条北起西长安街，南抵内城南城墙的街道，命名为北新华街。朱启钤原拟将该处城墙打通，使北新华街与外城新建的南新华街连成一线，再接上中南海袁总统府西墙外新建的府右街，共同形成一条新增的沟通内外城的南北干道。但因正阳门外的富商担心此举会导致行人分流，影响正阳门外商业区的生意，遂行贿权要，游说当局，说是打通城墙会泄漏风水，不利于总统。迷信风水的袁世凯信以为真，阻止了打通城墙的计划。

1926年4月，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出任北京警卫司令以后，下令将南北新华街阻隔处的城墙打通，开辟了两个门洞，分为上、下行通道，并安装了铁门，命名为和平门。1958年，为改善交通，将和平门门洞拆除，形成更为宽阔的城墙缺口。

复兴门和建国门则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

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位置都偏北，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将城墙扒开口子。

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了一座10米宽的拱券门洞，并加装了铁门。1955年，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

解放后，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

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口”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口变成了“小街桥”。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

“文革”期间造反派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但造反派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却是当年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

唐都长安城将大街划分出一块块像菜畦一样的面积，叫“坊”。长安城一共有一百一十坊，而且每个坊都有一个名字，老北京城因受唐都长安城建制的影响，所以，外城、内城、皇城亦皆有不少坊。

外城八坊：正阳门两侧，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即今被人们通称的“前三门”以南直至永定门，其范围“计长二十八里”（《宸垣识略》），皆为老北京的外城，亦称“外罗城”。老北京人的习惯，还管它叫“帽子城”。

外城坊，其特征是：集中在外城南面的正门“永定门”及东西两侧的左安门和右安门之内，有八坊：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正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和白纸坊等。

内城二十坊：老北京的内城，亦称京城，“周四十里”（《宸垣识略）。

内城坊：集中在内城四面的城门之内。南面的正门“正阳门”及东西两侧的“崇文门”和“宣武门”之内，有三坊：南薰坊、澄清坊、大时雍坊。北面的东西两侧：东为“安定门”和西为“德胜门”之内，有七坊：教忠坊、崇教坊、昭回坊、靖恭坊、灵春坊、金台坊和日忠坊。东面的“朝阳门”和“东直门”之内，有五坊：明时坊、黄华坊、思城坊、南居贤坊、北居贤坊。西面的“阜成门”和“西直门”之内，亦有五坊：阜财坊、咸宜坊、鸣玉坊、日中坊、金城坊。

皇城六坊，“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

皇城坊：集中在“东安门”和“西安门”之外，各有三坊。“东安门”外的三坊，为保大坊、仁寿坊、明照坊。“西安门”外的三坊是：积庆坊、安福坊和小时雍坊。

总之，老北京城，除了紫禁城外，原来皆有不少的“坊”，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现在的北京城仅存唯一的“白纸坊”地名了。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副军长。赵登禹，山东省菏泽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132师师长，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时，率大刀队夜袭日寇军营。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遭到当时驻防京津地区的29军奋勇抵抗。7月28日黎明，日寇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对北平四周的29军阵地发动总攻，并集结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守军两千余人及投军抗日的爱国学生一千余人浴血奋战，二人均负伤，坚持战场指挥。下午，在奉命向大红门一带转移时，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

附近转战时，胸部连中五弹，当场牺牲。

张自忠，山东省临清县人，时任29军38师师长，“七七事变”时，正在天津兼任市长。1937年7月28日夜，29军残部奉命撤往保定，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他不愿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敌伪周旋，遂于当年9月弃职秘密潜往天津，转道南下，率冯玉祥旧部59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后因对日作战功勋卓著，升任为第33集团军中将司令，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张自忠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张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学院内，还立有张自忠纪念碑，上刻周恩来当年题写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铁狮子胡同，因明朝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当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为“二等街道，宽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六必居酱园坐落在前门外粮食店街路西，它是全国闻名的老字号，不仅它的咸甜适口、味美的小菜人人称赞，而且店堂内挂着的，相传是明朝大奸臣、又是书法家的严嵩书写的结构匀称、苍劲有力的“六必居”三个大字的横匾。

商人给自己的店铺起字号和人们为自己的孩子起名字，从古至今都是一理，图个吉利、叫得响。像店铺的字号以带“庆”、“福”、“顺”等字的居多。可是，六必居的掌柜为什么给自己的店铺起个“六必”的字号？这“六必”两字如何解释呢？

关于“六必”的解释有许多，有人说，六必居是六个人合伙开的买卖，托人求严嵩写牌匾。严嵩认为六人“六心”不好，所以在“心”字上加上了一撇成了“六必”。还有人说，六必居是六个寡妇开的，这纯属无稽之谈。对“六必”的解释有两种是可信的，其一是，最初六必居是个酒锅坊，它们酿酒必须齐全，下料必须优良，泉水必须香甜。其二是有人说，最早六必居的后厂酿酒，前店除卖酒外，还卖柴、米、油、盐、酱、醋等六样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所以叫“六必居”。

六必居是山西临汾人赵姓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创办的。由于赵姓会经营管理，又由于六必居所处的地理位置好，所以买卖开张后，生意很兴隆。后来又扩充了门面，由原来的两间小店堂，前面扩为四间门面，后边又增设宽阔的后厂。买卖越做越大，但是店外的牌匾太小，不像样子，想弄块好匾，请一位写字好的人写匾。关于严嵩给六必居写匾有种种传说，最普遍的是，在严嵩没做官以前，闲居在北京，时常来六必居喝酒，与六必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很熟悉。店里听说他写得一笔好字，掌柜的求他写了此匾。当时严嵩还是个小人物，所以没落款。另外还有人说，六必居的匾是严嵩做官以后写的。据说严嵩爱喝六必居的酒，严府时常派人到六必居买酒。店掌柜想用严嵩的社会地位以抬高六必居的身价，就托严府仆人请严嵩为六必居写块匾。于是男仆就去求女仆，女仆又去求夫人。夫人知道严嵩不能为一个普通店铺写匾，就天天在严嵩面前反复练写“六必居”三个字。严嵩看夫人写不好，他就给写个样子，让夫人照着样子去练，于是严嵩书写的“六必居”大匾就这样写成了，所以没有题名。

自从严嵩手书“六必居”的黑地金字大匾挂出后，原来无名的小酱园身价倍增，六必居的名声很快传遍北京城，来买东西的越来越多。由于酱菜卖得快，以后就专营酱菜了。

挂甲塔、刀劈崖、东北旺、西北旺、亮甲店、六郎庄、点将台、七郎坟……

提起杨家将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在北京地区也流传着许多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并有一些地名与之相关，其中多集中在海淀、昌平和密云等区县。

在海淀区香山有个“挂甲塔”村，传说杨七郎一次独自去搬兵，在山下与辽兵相遇，他一见寡不敌众，便逃到山上，并将身上的盔甲挂在一个小塔上，巧妙地骗过追杀他的辽兵，于是这个小山村被叫成了“挂甲塔”村。离此不远，有一山崖，如刀劈一般，人称“刀劈崖”，据传杨门女将穆桂英追击辽兵于山下，眼看辽兵要逃过山口，她急得一挥手，绣绒大砍刀便朝辽兵逃去的方向飞去。因为用力太猛，大砍刀一下子砍在了山头上。只听得“咔嚓”一声，山头被砍下了一半儿，五百多辽兵被埋在了山下，后来人们就把她用绣绒大砍刀劈成的那座山崖叫成了“刀劈崖”。在颐和园北面不远处，有座“望儿山”，当地盛传在辽宋争战时，这里是宋军的营地。佘太君的儿子带兵和辽军交战时，佘太君常在此登高望儿，擂鼓助阵，后人为纪念她，便把这山叫成了“望儿山”。她所望见东北方的村子被叫成了东北望（东北旺），西北方的村子叫成了西北望（西北旺）。受这一传说影响，离此山不远的羊（杨）坊和韩家川两个村子据说是杨家将和辽兵韩昌驻扎的地方，数百年来有着“杨韩不通婚”的习俗。直到1990年两村的一对男女青年才冲破历史的隔阂，结为姻缘。由望儿山往北数里，有个地方叫“亮甲店”，传说有一次杨六郎率兵路过此地遇大雨，于是就地宿营，雨后晾甲于此，故得名“晾甲店”，后来按此谐音，叫成了“亮甲店”。颐和园东墙外有个村子叫“六郎庄”，最早叫“牛栏庄”。传说北宋时杨六郎与辽兵交战受伤，曾在此村养伤，还除掉了村里的一个恶霸，人们为了纪念他，把村子叫成了“六郎庄”。

在昌平区有一条长达数十里的关沟，在一面峭壁上有一幅石浮雕人像，传说这是杨家将中镇守三关抗辽大元帅杨延昭的影像，得名“六郎影”。在老峪沟有个村子叫“了思台”，据传穆桂英曾在此生子，但因战事危急，只好把爱子暂放在密林中的一个山洞里，派一名随身侍女护养，她便流着泪水又杀向敌阵。当地人们为了纪念杨家将，把穆桂英撂下孩子的地方叫成了“撂子台”。随着年深日久，后来被叫成了“了思台”。离此不远残留着一处断壁残墙的遗迹，相传是杨六郎当年在这里筑起的“拦马墙”，他在此屯兵养马，准备与辽兵再战。此外在居庸关下还有一处穆桂英点将巧退辽兵的“点将台”。

在密云县番字牌村北有一条大川，叫野马川，相传一次杨六郎打仗从此处路过，碰到了一匹马在河川里戏水，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宝马良驹，便从岸上一跃，飞似的跨到马背上，从此这马成了他的坐骑，与他一起驰骋于杀场，“白马关”由此得名。在“白马关”外，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司营子”一个叫“冯家峪”，奇怪的是“司营子”里没有姓司的，“冯家峪”里没有姓冯的。原来是当年穆桂英与辽兵大战时，在这里被撕破盔甲，辽兵败退后，她坐在村边缝补盔甲，为了纪念她的功绩，就把她撕甲的村子叫成了“撕甲营子”，把缝甲的地方叫成了“缝甲峪”，日子一长，就给叫白了，叫成了“司营子”和“冯家峪”。在古北口万寿山有一座土包坟，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刻“七郎坟”三个大字。传说杨七郎随老令公去抗敌，由于中了奸臣潘仁美的计，在古北口关前被乱箭射死后，又被扔进河里。后来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捞上岸后被祭奠一番，然后埋在了万寿山，并刻碑纪念。

此外在延庆、平谷、大兴、门头沟、房山等区县也有一些与杨家将有关的传说和地名，都带有传奇色彩。

杨家将真的涉足北京地区吗？从史料上来看，杨家将抗击辽敌主要活动于山西和河北中西部地区，往北最远到过易水河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涞源、涿州、霸州和雄州（今河北雄县）一些地区，而杨六郎镇守的“三关”指的就是雄州曾有过的一个关口———瓦桥关。从周世宗北伐以后，直到北宋末年，辽朝灭亡，周、宋都在霸州到雄州一线与辽对峙。虽说宋太宗曾经兵临辽南京（北京）城下，但最后还是大败而回。所以说杨家将的人马并没有到过北京地区。各区县的地方志中也没有关于杨家将活动的确切历史记载。那为什么会在京郊地区有许多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和地名呢？原来这是后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愿望附会上去的。

杨家将的历史资料虽然简单，但传说十分丰富。一些人物其实在历史上并没有，多是通过戏剧、演义、评书、传奇故事等形式，被“发扬光大”了。人们被杨家将英勇抗敌的故事所感动，更仰慕他们的英名，于是就根据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将一些故事附会于周边的景观上，并经过世代相传，越传越广泛，越传越真实。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被后人所演绎的只是民间传说而矣。

在老北京城里，各类庙宇极多，算起来大概有上千座，如果认真数一数，您就会发现，其中最多的一种，应该说是关帝庙。

关帝庙供奉的是关羽。关羽字云长，三国时期蜀汉大将。据说他原本不姓关，一次，因为抱打不平杀了人，逃离家乡，跑到潼关时，被守关士兵截住，问他姓什么，他指着潼关随口答道：“姓关。”此后他就改姓了关。后来，他逃到涿郡正赶上刘备招兵买马，便去投军，成了刘备的左膀右臂。他生前最大官衔不过是“前将军”，最高爵位不过是“汉寿亭侯”，并不怎样显赫。此后，由魏至宋初的800多年间，并没有人去注意关羽。可是到了宋朝，他的地位陡然上升，被宋哲宗封为“显烈王”，宋徽宗又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小说《三国演义》诞生后，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古今第一将”。明代明神宗加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顺治帝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时改谥“神勇”，不久又加谥“灵佑”，嘉庆时加封“仁勇”二字，道光时再加封“威显”二字；历代皇帝都加封号，直至清末，关羽的封号长达26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终于完成了他“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由人而神的改造过程。

由于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关羽地位显赫，受到官民的普遍祭祀，被称为“武王”、“武圣人”，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他的祠庙香火十分旺盛。关羽为什么如此受人尊崇呢？因为他适应了不同人的需要。关公是忠义的化身，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眼中，他是忠臣义士；桃园三结义，同甘共苦是真朋友的楷模；他讲义气，危难之时忠贞不渝，遇困难不退缩，敢承担风险。关羽集众美德于一身，成为世人的典范。

也正因为如此，关羽还被许多行业奉为行业崇拜神，除了军人、武师还能让人理解以外，其他都是不相干的也生拉硬拽。如：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商、成衣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糕点业、干果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教育业、命相家等等，让人啼笑皆非。

关羽的祠庙遍布神州大地。要说中国什么庙最多，关羽庙当之无愧。关羽不仅受到儒家的崇祀，同时他又受到道家、佛家的顶礼膜拜，这更加助长了关羽祠庙的修建。不论是儒家的关羽、道家的关羽，还是佛家的关羽同样受到老百姓的祭拜，三教之中所体现的更多的还是儒家关羽的本色。据说，仅老北京城里，专供关公和兼供关公的庙宇就有一百一十六座。

北京老百姓把关帝庙叫做老爷庙。在内城九个城门中，就有八个城门口建有关帝庙。其中规格最高的当属正阳门城楼月城里的关帝庙。每次皇帝去天坛或先农坛祭祀后，回来时必来此庙拈香。庙内原有一轴关帝像，传说是吴道子的手笔，堪称稀世珍宝。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被一德国兵拿去，而他又呈献给他的元帅瓦尔德西。后来，这位元帅听了名妓赛金花向他述说的关云长的事迹后，居然命令把该像放回原处。不知什么原因，该画流落到一个姓刘的寡妇手中。为此事，该庙曾与刘打起官司来。刘说其夫生前好佛，从赛金花处得到的这幅画，与庙无关。到了民国21年，赛金花来北平时，曾有人问过此事，但事情已隔三十多年，她也记不清了。此案遂不了了之。该庙在解放初期尚存，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市区进行大规模建设，才拆除。

在地安门也有一座关帝庙。是洪武年间建造。同时祭祀有关羽的曾祖、祖父及父亲，感谢他们生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汉寿亭侯。该庙又称白马寺或白马关帝庙。我们都知道关羽骑的是赤兔马，为什么供白马呢？一说是明英宗夜梦关羽骑白马；一说五胡十六国时代，燕慕容氏攻战时由白马为前导，立祠以祀，故名。

塑像雕塑水平最高的当属崇文门外金鱼池的姚斌盗马庙。神像威严生动，呼之欲出。关羽戎服正坐，怒色威严，逼视姚斌。姚斌袒臂赤足，头发系于柱上，但双目圆睁，威武不屈，侍将七人均虎视眈眈，赤兔马仰首长嘶，俨然一幅生动画面。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姚斌原是黄巾将领，相貌类似关公，其母病，想吃良马肉。姚斌知道关羽的赤兔堪称良马，于是投奔麾下，伺机盗马。后来得机会偷了赤兔，假作关羽出城，守门官吏听其口音不对，就拿住送往关羽处。姚斌慷慨请死，临刑时大哭其母。关公问明始末，很受感动，就释放了他。可惜这组生动的塑像，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付之一炬了。

在广安门外四里许路北，还有一座有趣的关帝庙，所祀关公是白脸，少须。原来这里是魏忠贤的生祠，供的是白脸无须的宦官魏忠贤。魏倒台后，崇祯命令毁掉他的生祠，当地老百姓认为费了许多力气盖成，一旦毁掉未免可惜，于是向地方官申请，将祠改为关帝庙，修改起来也并不困难，只是将面部涂红，加上胡须，再把黄袍涂绿即可。可是久而久之，后涂的颜色褪色了，恢复了原来的面目，故称“白脸关公”。

总之，老北京的关帝庙很多，虽然解放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关帝庙已经被拆除,但许多关公的故事却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东单西单的名称来历———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类京城商业旺地尽管被当下新冒出来的商圈诸如“国贸”、“亚运村”等等抢去了大半风光，但平心而论，这拨儿老字号的街区对于老北京人包括外地人说来，仍旧最具亲和力，因为这里边有历史和文化的浓韵。

东四和西四元朝时叫大市街，热闹红火。这里在元代就已形成为繁华商业区，元大都城建立以后，此地叫做“旧枢密院角市”，属明照坊。当年的“棹枢密院角市”已有不少商号、店铺，买卖兴隆，交易活跃，异常繁华，是全城三大商业中心之一。东四十字路口的东西南北四个街口各有一座“三间四柱三楼”的冲天式大牌坊，分别叫做“思诚坊”、“仁寿坊”、“保大坊”和“明照坊”。而西四十字路口的四个牌楼南北朝向各书“大市街”仨字儿，东边的牌楼取名“行仁”，西边的称作“履义”。往后，这四个牌楼又有了新名：“金成坊”、“鸣玉坊”、“积庆坊”和“安福坊”。

东四和西四自打有了分别的四座牌楼后，老百姓就不说“大市街”了，干脆直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再往后更省事，直呼“四牌楼”。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这些牌楼还健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扩建马路才拆掉。牌楼没了，叫法也就省事了：“东四”、“西四”。

东单和西单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单”字，那是因为这儿的牌楼就是单崩儿一个。西单的牌楼叫“瞻云”，东单的叫“就日”。这样，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就叫开了。同样，20世纪50年代扩路，牌楼拆了，于是也就剩了“东单”和“西单”。您瞧，叫着这么简洁顺口的地界儿，原来还是牌楼给留下的家底儿呢。

顺治更名

1651年10月31日，清世祖将“承天门”改称“天安门”。

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最初被称作“承天门”,有“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当年的承天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便派蒯祥等著名的匠师分工负责皇宫建筑群的设计和施工。1420年皇城正门竣工，沿用唐代皇城正门旧称“承天门”。此门为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座木牌坊，牌楼正中悬挂着“承天之门”的匾额，但远没有如今天安门这么壮丽。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此牌楼毁于大火，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重建“承天门”门楼。明末时“承天门”又叫李闯王的一把大火给烧了，直到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修，才大体成为如今的样式。

图求外安内和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天安门建成时，称“承天门”，在黄瓦飞檐三层楼式五座木牌坊的承天门正中，挂的是“承天之门”匾额。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进行大规模重建，将“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天安门上悬挂的是“天安之门”字样的匾额。

那么，清朝为什么要把“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呢？原来，满清封建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达到其长期统治的目的，除采用其他措施外，还在城门的名称上大做文章。由于当时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危及着满清封建贵族的统治，清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安”与“和”的策略，以求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如清代紫禁城内“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取内宫平稳之意。“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既涵盖了“承天启运”的命名意旨，又纳入了“安邦治国”、“国泰民安”的思想。还有皇城的“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三个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以示外安内和。

文字变迁

据考证，天安门匾额在清初刻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并按满语语法直译为“天安之门”。后来不知何故又将匾额上三种文字改为满汉两种文字，汉字改成用楷书书写的“天安门”三字，去掉了“之”字，字体也相应扩大。

民间传说

关于清改“承天门”为“天安门”，民间还流传着一则逸闻。传说李自成攻进京城后，在承天门前弯弓搭箭射向承天门匾额上的“天”字，可惜没有射中。其下属以宽慰他的口气说：“有天命者任自为。”意思是李闯王是有天命的，不必在乎这一箭准不准。李自成却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是在说他没有天命，勃然大怒，要杀了这个下属，之后被人劝解开。清统治者入京后可能听说了这则逸闻，故而将“承天”改为“天安”。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后，匾额上的满文被除掉，只剩下“天安门”三字。

母性、呵护、宽容、阳光———

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大特色：首先当然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包括提笼遛鸟的八旗子旗子弟后裔），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民风淳朴的胡同和四合院里，延续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活；其次，则是大院多———不知道使用“大院”这个概念是否规范，它主要指北京地面上那些国家机关、部队或文化部门割据的办公及宿舍区，以及有别于胡同地带小巧封闭、平民化的独门独院。这里所说的大院，相当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后在旧皇城外围（包括当时的近郊）扩建的，有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威风凛凛的士兵或系红袖章的门卫看守。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开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了名正言顺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间，是属于这些新时代的移民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后来，他们的孩子又有了孩子……这些孩子们啊，在红漆院墙的保护下醒来，在楼房之间的绿化地带玩耍，或者去邻近的学校上课，说标准的北京话，渐渐淡忘了遥远的老家。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他们自恃遗传了贵族的血统，而在那整个社会人性都面临考验的特殊年代，无意识地被推举到荒草滋长的舞台上，成为一幕荒诞戏剧的角色：逃课，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后学抽烟，比赛喝啤酒，吹嘘各自追逐女孩的经验，砸仇人家的玻璃，偶尔纠合起来骑着自行车、在脖子上斜挎的黄书包里藏好铁器、浩浩荡荡地去和另一所大院里的少年团伙打架……他们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优越感和张扬的野性中荒废的。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们，当其年龄的迷彩被院墙外面的风雨剥离，脱离了温室之后，也获得了清醒。回首那被时代夸张的少年血性，也开始温和、平淡且豁达地看待周围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凶猛》之所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他也曾经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他太了解这些少年的梦想是如何在绿树红墙之间奔突而最终寻找到出路的，因为岁月将作为隐形的导师，以铁一样的法则教育他阶梯课堂里所有蒙昧的学生。

北京错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带有母性色彩的，她如摇篮般呵护着他们盲目的青春，宽容得简直近乎纵容。天永远是蓝的，树天生就是绿的，人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呢？

中国古代的尺度系统，其标准取自人体并主要以十进制而推衍形成，在古籍中原有很多的记载，如《家语》谓：“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风俗通》则有云“步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跃三尺，法天，地，人，再跃则步”；“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11尺故曰丈夫”等等。

就建筑而言，古人也非常注重尺度合宜，以满足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需要，其中“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尺度规定作为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的所谓“外部模数”，盖源自以人体为准的尺度系统，并以十进制为基础，由室内空间尺度外延形成，即由尺而丈（10尺），再而百尺（10×10尺）、千尺（10×10×10尺），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在紫禁城的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紫禁城的整体立意极为注重“非壮丽无以重威”，竭力表现和强化其环境氛围的九鼎之尊，但这种艺术追求却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特点，构成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紫禁城建筑组群的各个单体建筑，其外部空间构成的基本尺度，实际上也是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原则，即从23米至35米为率来控制单体建筑的平面及竖向尺度，而未以尺度超人的夸张来求取艺术上的成功。

以高度而论，紫禁城最高的单体建筑是午门。这一紫禁城的正门最重要的功能，是征伐凯旋献俘之际，皇帝亲御其门楼，有明确且强烈的镇压威慑作用。虽其如此，自城下地平直到脊高也只有37.95米。午门迤北的太和门全高则只有23.80米。至于九鼎之尊的太和殿，连同三层硕大的台基，全高也才35.05米。除此之外，紫禁城其余所有单体建筑均在35米以下。

以进深而论，太和殿为最大，通进深33.33米，其余各单位建筑皆在此限下。又以各单体建筑面阔而论，除中路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如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以至神武门，还有横轴线上的东华门、西华门、体仁阁、弘义阁等外，悉以百尺度控制其通面阔。而这些“居中为尊”处在主轴线上，实际也是对称轴上的主体建筑。以其对称性而言，通面阔则都是按轴线两侧各控在百尺之内而确定的，如午门正楼通面阔为2×30米，太和殿为2×30米，体仁阁、弘义阁皆为2×30米等等。

以近观视距而论，如东、西六宫的绝大多数内庭院，通面阔，通进深就都在35米限内。而最为显赫的三大殿，自其三台迤南而至北端，自东而西，进深和面阔逐段划分，也均在此限，其中三台南丹陛通深33米；台上层南边阶条至太和殿通深29米；太和殿台明通深35米；太和殿北丹陛至中和殿丹陛间距31米；中和殿台明通进深23米；中和殿迤北至保和殿台明南边共深33.8米；保和殿台明通深25米；北面丹陛通深30米；丹陛北至乾清门台明34.8米等等，无不严格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尺度控制原则。

在远观视距构成上，东华门、西华门距离过大，为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广场、街巷或相邻单体建筑间距，以及城台、城墙各段落之长，最大的也只在350米左右，以“千尺为势”而限定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紫禁城各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度按百尺为形控制，近观视距亦以百尺为形限定，远观视距则控制在千尺为势的限界之内，其间行程又遵循以百尺为形划分于千尺为势的空间构成原则，因此得以构成一系列最佳观赏视角及空间感，保证了近观、远观以及移行其间，在形与势的时空转换中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总之，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数字的应用非常的合理和科学，由此形成的艺术氛围具有震撼人心的气势魄力，极为壮丽恢宏，在远观时尤为显赫。

老北京人好玩，差不多人人都有些喜从爱好。下了班、打了烊，闲暇得空儿，去戏园子听听名角唱戏，品品香茶吃吃干果，击两下掌、吼几声好，那叫一过瘾、那叫一舒坦，这算得上是老北京人的一大享受。那年头，广德楼是京城最好、最大的戏园子之一。地界金贵不用说，上下两层那是一千多个座位，据说那场面跟当时的法国巴黎歌剧院都能争个高低。可惜后来时运不济，一场大火把这广德楼烧了个干干净净，给老北京戏迷的心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重建以后的广德楼不再上演京剧，而是改演曲艺节目了。

■望京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辽代

史书记载，望京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辽代，距今已有千年。沈括所言实际指的是辽代之事。辽代定都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而把幽州（今北京）作为陪都之一，称之为南京（亦称燕京）。当年的望京馆其实并没有建在望京，而是建在望京东北十余里的孙侯（今孙河村）。孙侯与望京当时都处在中京经古北口通往幽州的交通要道上，孙侯更是位居温渝河（今温榆河）之南岸，是当时从东北方向进出幽州必经的重要渡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村中曾设有瞭望敌方情况的土堡，孙侯原为孙堠。为了给南来北往的使臣提供宿息饮饯之所，辽代便在孙侯建立馆舍。始称孙侯馆，后改为望京馆。想必是当年望京较孙侯更有名。如今到孙河村去找寻望京馆的遗迹，已是一无所获。

望京馆既在孙侯，沈括所言“三十里”似有不确。故清代于敏中所辑《日下旧闻考》及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中均称“望京馆在城东北五十里孙侯村”。考虑到辽代幽州在今西便门至宣武门一带，此说该较为准确。另外宋《王沂公（曾）行程录》中还有“四十里”一说。

■明代望京墩让望京再次扬名

如果说在辽宋时期让望京出名的是望京馆，那么到了明代筑起了望京墩则让望京再次扬名。

望京墩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此时的明朝正处在战乱年代，北方蒙古族瓦剌部不断进犯，战事频繁。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英宗朱祁镇亲率五十万大军北上讨伐，却大败于怀来土木堡，英宗亦成为瓦剌军的阶下囚。英宗之弟朱祁钰随后即位(号称景帝)，上台后首要之事便是重用兵部尚书于谦，依仗其刷新内政、整顿军队、备足粮草、构筑城防，以保京城不失。同年十月，于谦率领明军成功击溃兵临北京城下的瓦剌军。过了三月即明景泰元年闰正月，于谦为加强北京城防又奏请皇上：“京城四面，因无墩台瞭望，寇至不能知其远近及下营处，卒难提备，可用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筑立墩台，以便瞭望。”景帝回曰：“所言甚善。”其令钦天监踏勘，画图来看。同年六月，总兵武清侯石亨再奏：“京城四面，宜筑墩台，以便瞭望。”只过一月，七月就在京城北面和东北面“筑德胜门双综铺及东直门外望京村墩台”（《明实录类纂》北京史料卷）。至于此墩台的形状和规模，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可比照当年其他地方所筑墩台的大小：“高三丈，阔十二丈”。清代的《日下旧闻考》和《宸垣识略》对这座“望京村墩台”都有所提及。

历经550多年的风风雨雨，望京墩已不见踪影。如今的望京村人都不知望京墩为何物，但村里的老人还记得，早年村南地头曾有一土包，人称“单墩”，恐是望京墩的遗留之所。后来建厂房、修公路将这一仅存的土包推平了。

■明后期分出大小望京村

明代以前望京只为一村，明后期分出了大小望京村。两村以一条小河相隔，大望京村居东，小望京村居西。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望京村已有常住人口近2000人，440多户。小望京村则有700多人，300多户。尽管大小望京村的人们对望京馆、望京墩几乎一无所知，但说起望京的来历，村里老人都会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小时候站在村头就可以望见东直门（城楼）、鼓楼。

■乾隆帝御封望京？

此外还能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个御封望京的传说：那一年，乾隆皇帝去避暑山庄度夏，经由御道路过此村，停下歇息，饮茶之时回头一眼望见东直门，随即赐名此地为望京。老人们质朴的说法和传说大概道出了望京一名初始的含义，当然辽代是见不着东直门的，但可以望见当时幽州城的某一高点。此说不无根据，看看望京一带村子的海拔高度，虽都处在大平原上，大小望京村比周围村子差不多能高出一米，比孙河村更是高出2米多。想象一下吧，当时来自北方的使臣、商贾走出莽莽燕山，来到广阔平原，行至望京，豁然看见京城的一角，那是何等的喜悦。大望京村的老人还有印象，早年御道穿村而过，御道两旁商铺、酒馆一一排列，好不热闹。五十年前村里还有双关老爷庙（一殿供两个关老爷），一步两井等古迹，现已无存。大小望京村周围曾有几处明清时期显赫人物的墓地，多已平复，仅存清末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俗称“世中堂”）墓地的几间殿房和两株马尾松。

■希望新望京能让久远的历史得以延续

进入新世纪，大小望京村逐渐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望京。多么希望新望京能保留一些古老望京的信息，让久远的历史得以延续。比如在望京中心地带仿制一座望京墩，立碑铭刻上望京的历史变迁。

提起北京地名，有不少的趣闻轶事，其中一些地名还被历代帝王们篡改过，说起来颇有传奇色彩。

■唐太宗改“龙道村”为“龙到村”

龙道村位于朝阳区西北部，据传从前有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并从村东走到村西，留下一条深深的“龙道”，从此这一带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出过几位秀才、大臣。为了感激那条巨龙带来的吉祥，人们便把这村子叫成了“龙道村”。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朝鲜）时，曾路过此地。他问一位村里人，这村子为何叫“龙道村”。那人便把由来说了一遍，李世民听过之后心里顿感不快。心里说：这里地灵人杰，风水好，已经出过几个秀才、大臣，说不定借着这“仙气”还会再出个真龙天子，那我这天下可就坐不长了。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就传下一道御旨：把“龙道村”改成“龙到村”，意思是说我才是真龙天子，我到过这里，就别想再出什么真龙天子了。村里的人们接了御旨后，大为不满，但又不敢抗旨，只好将墙上写的“龙道村”改成“龙到村”。可唐太宗带着大队人马刚一走，他们就又改了回来，依然叫“龙道村”，一直叫到现在。

■朱棣改“沙河”为“金河”

沙河位于昌平区境内，是京北地区的一条主要河流。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不久，便在昌平北面的天寿山下兴建皇陵。一天他在几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长陵察看，走到一条大河边上时，他停了下来，问河边一位打鱼的人：“这河叫什么名字呀？”那打鱼的人随声说道：“叫沙河。”永乐皇帝一听马上变了脸：“什么？叫沙（杀）河？！不行，从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黄金万两’的‘金’，这多吉利。”永乐皇帝为什么不许再叫沙（杀）河？因为他本姓朱名棣，朱（猪）就怕杀（沙）了。接着又传下御旨，命令昌平州内凡是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统统迁出，换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猪），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住在这里，常常会遇到朱（猪），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会使猪（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御旨一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许多姓沙、屠、郎、陆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乡许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进来。老百姓们迁出迁进折腾了很长时间，对皇帝恨得直咬牙，于是就还把这条河叫沙河。所以到现在人们一直把这条河叫“沙河”，而知道它还另有一个叫过“金河”名字的人却很少。

■乾隆改“龙背村”为“百福村”

在颐和园北面不远处，有个村庄叫龙背村，也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四号地铁线的终点站。有关龙背村的由来尚无考证，但却有一个清代乾隆皇帝改地名的传闻。那是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建成后，乾隆皇帝一年当中得有半年住在这里，他喜欢这里的湖光山色，有时还出宫私访。一天他来到一个村口，见不远处的一块界碑上刻着三个大字“龙背村”。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不用说这“龙背”就是真龙到了这里也得走“背”字，顺当不了呀？再一想这“龙”与自己的年号“乾隆”的“隆”字谐音，这可是犯了忌讳，实在是不吉利。没出三天，他就传下一道圣旨，将“龙背村”改成了“百福村”，并亲笔御题了这三个大字，派人送到“龙背村”。村里的人一看，是又气又恨，我们这里哪儿有什么“百福”呀？连着闹了三年的旱灾，老百姓早就没了收成呀？于是村里的人根本不买乾隆皇帝的账，仍是把村子叫成“龙背村”。

■慈禧改“六郎庄”为“吉祥庄”

六郎庄位于颐和园东南侧，最早叫牛栏庄，相传北宋时杨六郎与辽兵交战受伤，曾在此村养伤，于是人们仰慕他的英名，又把村子叫成了“六郎庄”。清朝末期慈禧太后当政以后，经常到颐和园里游玩。有一天她乘龙舟经过绣漪桥时，看见了六郎庄，便问随行的太监那村子叫什么名字，随行太监告诉她叫六郎庄。慈禧听了心里就一激灵，她误以为是“六狼庄”了，于是暗暗私谋：我是乙未年生人，属羊的，那狼可是以羊为食，自己去颐和园常从这里经过，总是遇见“狼”，狼与羊相克，必是羊先亡呀！实在是不吉利。于是立即传旨：将“六郎庄”改为“吉祥庄”。慈禧的旨意传到六郎庄，村里的人都说我们这村子叫了几百年了，她的一句话就改了，我们才不听她的呢，仍是叫六郎庄。不久这事儿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她被气得差点儿昏过去，可又没有什么办法，从此再也不敢从六郎庄附近经过了。

以上这些地名的趣闻，均无考证，多为民间传闻，但却反映出统治者的惟我独尊，无理而霸道。他们置民风、民俗于不顾，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真龙天子。同时也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鄙视和无声的反抗。那淳朴的民情、民意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帝王们的霸道行径只能受到后人的耻笑。

收到厚厚六百页精装的《北京土语辞典》，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它——北京土语，必然是跟我很亲近的书，掀开了第一页，预备先阅读本书的前言后语（这是一向读书的习惯），何凡过来了，他拿起了书看了看说：“哪儿的书？咦，编者徐世荣是我的同学嘛！——”“你的同学？我怎么没听你说过？是同名吧！”扉页有编者的照片，他又说：“是耶，是北师大比我低一届，是中文系的，而且在师大附中也是低我一班的同学。”我听了也很高兴，问：“你跟他熟吗？”因为不是同系，又低何凡一班，所以何凡说，他们同在石驸马大街的师大文学院上课，不过系别不同，少来往，但是记得徐世荣是温文儒雅一型，人很和气有礼貌，这照片上的人胖了些，止于此而已。

我看书前的编者介绍，果然不错，徐世荣北京市人，毕业师大后，考入“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从此以后毕生致力于国语文研究，和国语统一运动。编纂《国语词典》、《同音字典》等语文书籍五十余种。研究国语文的专家，在海峡两岸都有不少，在台的有前辈何容、王玉川等；在大陆的有罗常培、李方桂、黎锦熙等。但是研究北京土语，可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徐世荣一人吧。

说明中是说，编者祖居北京，对北京话甚为熟悉。书中的资料即是来源于他自己的生活，把他自己口中所能说、耳中所曾闻、心中所犹记的北京土语汇集起来，收集词汇一万多条。真了不起，这一万多条的词汇里，又分成《正编》是现在还说的常用土语，无论是语言或事物。《副编》则是清末到一九四七年前后的用语，叫做旧京土语，此种土语虽然陈旧了，但至今有的仍沿用，有的则反映了旧京特有的名物制度、风土人情等，反而是颇有史料价值。

读者要先认明，北京话并不等于北京土语，虽然它们的音系是同一的。全国通行的国语是以北京话为准，但北京土语则是缩在北京这个圈子里，不是全国通行，或小学教科书所要学的。如我随便翻阅举几个例：奔饭、冰核儿、煤核儿、不走字儿、车匪、吃瓦片儿、吃柱子、池座儿、打鼓儿的、大子儿、当家的、肥子儿、伏地面、扛肩儿、窝脖儿、换取灯儿的、井窝子、擂砖的、唤头、剃头挑子……。这些不但在台湾说国语或国语文中听不见、看不见，就是在北京城里，这些语言、事务也不会在年轻人的嘴里再说了，也许我们还可以在老舍的《骆驼祥子》里见到吧。

至于另一万多条现在仍沿用于北京人口中的土语，我也举出若干：吃挂络儿、眵目糊、吃了耗子药、吃咂儿、出恭、出虚恭、搭街坊、打糙儿、打哈哈、大喇叭嗓子、倒气儿、倒线、倒腾、地崩儿、叠炕、过家家儿、过不着、过梭儿、撂蹦儿、哪儿呵几、瞅着、起不瞧、秃噜、秃瓢儿、腿着、砸锅、坐蜡、坐根儿、嘬瘪子、钻死胡同儿、转影壁、蹦子、矬子、屁股沉。

不胜枚举，我也无法逐则解释它们的原意。一万多条，我不过随便翻翻写下这三十多个词汇，出了北京城圈没人懂。北京土语的来源很广，因为北京建都数百年，在不同的各地人来人往，因此留下了各地的话，蒙古、满洲、古汉语等等，再加上文化作品如元曲传奇、《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所用的土语，一直都留在北京人的口中，所以北京人的语言可谓丰富极了。徐世荣就是研究它一辈子。这一万多条的词汇，编者在每条目后都有解说，我读起来非常有趣，大部分的话我虽打小就说，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编者又在书前有一篇长文代序《北京土语探索》，更说明了他研究的分类、解析、归纳、语法、特点等等，并举例以说明之。这里也有的不光是词汇，有些是歇后语或谚语。但是因为本书不是以部首或咱们的国语注音符号排列，而是以现在大陆的用英文拼音为顺序，我对这类拼音一点儿也不通，所以无法找出我要找的词汇，很可惜。但是这么随便翻着看，也是十分有趣。上面举的例，就是翻着翻着碰上我所熟悉的，自小习见习知的事物，念着回想着，也颇有收获，总归是对编者徐世荣的敬佩。他一九一二年出生，今年八十一岁了，书是一九九○年出版的，想必他还是很硬朗的不断地从事语文研究。

过去的人讲，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七个字，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北京人一提起茶，嘴边上常挂的就有“张一元”。“张一元”是京城的老字号茶庄，位居前门大栅栏。“张一元”的创始人姓张，安徽人，清朝光绪年间来北京开办茶庄，因茶好汤清、经营有方，因而一举扬名。“张一元”的“一元”有不少讲头，有的人说它来自最初的“张玉元”茶店，有的人说它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意思，还有的人说它是“一块钱一包茶”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吧，这张一元茶庄算是在老北京人的心中结下了念、扎下了根。

北京故宫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处处体现着帝王的至高无上。民间大都知道“九五之尊”的说法，故宫的建筑的确与“九”和“五”两个数字有关联，如天下闻名的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故宫中许多建筑物的开间多为九间或五间，惟独太和殿的面宽是十一开间，在整个故宫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为什么呢？在分析太和殿面宽为何为十一开间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有关数字的概念尤其是“九”、“五”两个数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九”、“五”两个数字与封建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建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只有封建帝王才能享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一种简单的说法为：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

另一种说法认为“九五”一词来源于《易经》。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版本据说为周文王所演，因此也称为《周易》。《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为乾卦，乾者象征天，因此也就成了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爻，乾卦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因此九五也就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了，成为了帝王之相。这里的“九”本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来运用，窃以为一来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再者，“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是非常符合美学原则的。《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殿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源于此。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影响，因此“九五”一词来源于《周易》之说应比较可信。

既然“九”和“五”是封建帝王的象征，为何太和殿面宽为十一间呢？有关资料显示，太和殿在明朝时叫做奉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改为十一间。为何改为十一间，据说是当时找不到上好的够长度的金丝楠木，建成九间的话木材的跨度不够，只好改成了十一间，以缩短跨度。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太和殿作为紫禁城的第一建筑，采用十一开间这种独一无二的形式达到了在建筑群落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效果，突显出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九开间的形式在故宫中被多次运用，在九之上增加一个数字单位只能是十一。因为要保持建筑物正中开门的特征，其开间数必须是奇数。在美学效果上，十一开间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十三开间以上除非是长廊，对屋宇建筑来说是太多了点。

紫禁城建筑中的数字现象还有很多，往往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解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我们现在是否真正理解它们的原本涵义，其创造者———我们的先人，决不是心血来潮，率性而为的。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一个统一的目的———礼制、秩序和美的完美结合。

老北京都知道琉璃厂有个百年老店荣宝斋。这荣宝斋是干什么的呢？要说它类似于现在的文化用品商店或者文具店，有点儿像又有所不同。比如说，当年的齐白石先生从荣宝斋买来笔墨纸砚，然后回家画画，画完了画再把画拿到荣宝斋来，荣宝斋将他的画进行装裱或者进行木板水印，然后挂到厅堂供人欣赏和购买。这是一般文化用品商店至今都做不到的。这么说吧，荣宝斋既为文化活动提供了优质的工具，又为文化作品提供了栖身与交流之地。所以历代文人墨客都把“荣宝斋”称之为中国的“艺术博物馆”和“艺术家之家”。

■清代康、雍、乾三朝百年盛世，相继建成了“三山五园”

北京的西山脚下，以其山水林泉之胜，远自辽、金、元、明历代，就建有多处皇家园林。到了清代前中期康、雍、乾三朝盛世百余年间，又相继营建了“三山五园”。依其兴建先后顺序，“三山五园”分别为：

香山静宜园———康熙十六年（1677年），在香山建造了规制较为简朴的皇家行宫。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皇帝对香山大加扩建，营造了二十八景，命名为“静宜园”。乾隆在香山所题“西山晴雪”景点，为“燕京八景”之一。

玉泉山静明园———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建成“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更名为“静明园”。乾隆时又扩建，并命名了十六景。其中“玉泉趵突”，亦为“燕京八景”之一。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评定玉泉之水为“天下第一泉”，自此成为皇帝专用饮水，每日都由特备水车运往皇宫。

畅春园———始建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在《御制畅春园记》中说，“朕自临御以来，日夕万机，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今北京大学西门斜对面，有“恩佑寺”和“恩慕寺”两座琉璃山门，即畅春园仅存的遗迹。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原为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花园。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四月，康熙皇帝应胤禛之请，来圆明园观赏牡丹花时，在牡丹台首次见到了胤禛12岁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留下祖孙三代皇帝同聚一台的佳话。

雍正即位之后，扩建了圆明园。圆明园曾有两块匾额，一块由康熙题写，挂在“九州清宴”的前殿“圆明园殿”；一块由雍正题写，挂在圆明园的正门大宫门上。

乾隆即位之后，再次扩建了圆明园，并按下江南时所见苏、杭园林景物，移植仿建了许多景点。

万寿山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园中主体建筑，是为庆贺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次年60岁大寿而特建于万寿山前的“大报恩延寿寺”。

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重建清漪园，并将其更名为“颐和园”。

■清代入关后的10个皇帝，有3个是死在“三山五园”的

清代宫廷，对城里的皇宫，素有“红墙绿瓦黑阴沟”之说。因皇宫布局庄重呆板有余，生气灵秀不足，只适于举办展现皇权威严的典礼仪式，不宜于日常居住。先祖为白山黑水之间游牧民族的满族皇帝，酷爱有山有水的西郊园林。自“三山五园”相继建成以来，他们住园的时间，远多于住在皇宫的时间。为此，当年在各园的显要位置，都建造了供皇帝接见大臣、处置朝政的行宫正殿。如香山静宜园东大门内建有“勤政殿”；玉泉山静明园南大门内建有“廓然大公殿”；畅春园中路建有“九经三事殿”；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内建有“正大光明殿”；就连专为皇太后祝寿而建、乾隆自己宣称每来游览从未过夜的万寿山清漪园，也在东大门内建有“勤政殿”

清代入关后的10个皇帝，有3个死于“三山五园”。其中康熙皇帝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1722年12月20日）死于畅春园清溪书屋，雍正皇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1735年10月8日）死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殿，道光皇帝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此外，在英法联军侵华期间死于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也是于咸丰十年八月初八（1860年9月22日）由圆明园开东大门仓皇出逃的。

■乾隆在圆明园东侧增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形成了“圆明三园”

乾隆继雍正之后，再次扩建了圆明园，并将雍正命名的十四景，扩充为四十景。乾隆特别将自己12岁时首次见到祖父康熙的牡丹台，命名为四十景之一的“镂月开云”，又将昔日祖孙三代欢聚的牡丹台宫殿，改建成香楠木大殿，命名为“纪恩堂”（见乾隆《御制纪恩堂记》）。

当时的圆明园，在大门外广场两翼，还建有六部、九卿、八旗各衙署的驻园值房，俨然成了第二朝廷。大臣们为了就近上朝，也纷纷在圆明园附近买园建宅。圆明园以南的海淀镇，至今仍有个“军机处胡同”，即因当年曾有军机大臣的临时居住、办公场所而得名。

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在圆明园东侧的水磨村（此村原有由水力推动的磨坊）地段，增建了长春园。长春园之得名，缘于乾隆即位前，曾由其父雍正皇帝赐居于圆明园中的“长春仙馆”。长春园内，建有一组由西洋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等设计的法国枫丹白露式宫殿，俗称为“西洋楼”。乾隆三十五年，乾隆皇帝60岁时，曾在《御制长春园题句·序》中说，希望自己能至少再活25年，以做满60年皇帝，届时将把皇位传给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在长春园中养老。后来乾隆果然在做满60年皇帝之后，传位给儿子嘉庆皇帝，自己又做了4年太上皇，活到89岁，成为中国200多位皇帝中的长寿者之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在长春园以南增建了绮春园，形成了彼此相连，共有一百余景的“圆明三园”。后来慈禧太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一度重建圆明园时，曾在绮春园旧址兴建了部分殿堂，并将绮春园更名为“万春园”，以庆贺自己即将到来的40岁大寿。

如今，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南大门上悬挂的匾额，仍按乾隆时期的旧名，题为“绮春园”。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为迫使清朝投降签约，一把罪恶的大火，烧毁了全部“三山五园”。“圆明三园”中的一百余景，均化为残山剩水，只余下巨石零落的“长春园西洋楼”遗迹，以其百年不倒的倔强，见证着往日的辉煌和曾经的苦难。

一、历史沿革

中国的演出场所与中国戏曲相伴随，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衍变过程．各阶段的称谓也不同。

中国古代歌舞艺人最初是利用自然地形演出，后来开始出现土台子，即无盖顶的露天之台，称为“露台”，观众于四周围观。

到西汉时开始出现“看棚”。张衡《两京赋》中就有观看百戏而设有看棚的描绘。看棚是观众席建筑，观众居高临下观看百戏，这是非固定的露天的演出场所。

唐代是中国戏曲形成时期，演员的表演区开始建筑化，出现了“乐棚”。乐棚以砖石木材建造，舞台加了盖顶．设计制造都十分精致，但还不是固定演出场所。唐代寺庙中开始出现“戏场”，这是后世“庙台”的前身。

宋元是中国戏曲日臻成熟时期，这时开始出现固定化的演出场所“勾栏”。固定的集中的演出场所称“瓦舍勾栏”。勾栏是看棚、乐棚和露台三位一体，内有戏台、后台、看席和神楼。元初杜善天套曲《庄家不识勾栏》中描述戏台上部像“钟楼模样”。为了便于观赏，观众席前低后高，全部是木制结构，初具剧场形制。北京明初时就有两条胡同以勾栏定名。

由于勾栏是木制结构，易于倒塌、着火，到明代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遍布内外城的“茶园”。最初，茶园并没有特设的舞台，只是席前做场，后来较大的茶园开始特设舞台供演出之用，到清代最为盛行，称之为“茶园”或“茶楼”。这与北京人爱喝茶的习惯有关，一边品茗，一边听戏。

当时没有“戏票”一词，品茗听戏只付“茶资”，实际是戏价。

清中叶以后北京的茶园已颇具规模，随着四大徽班进京和京戏的形成与发展，人们不以品茗为主，而是以听戏为主了，茶园也随之改称××园，或称戏园子。

民国时期许多戏园子内部形制都相继加以改造，舞台加了大幕，观众席也逐渐改为半圆形排椅了，前沿突出的镜框式舞台替代了正方形三面敞开的旧戏台，并加了灯光。2O年代后，戏园名称大都改为戏院了。

日本侵占北平时期是戏院萧条时期，到解放前夕北京只有十几座戏院和一些小型茶社、游艺社、曲艺厅。

解放后，对北京旧戏院相继进行了重建，增添了许多新设施，使之面貌焕然一新，多数改称“剧场”。同时，兴建了一批新型剧场。解放后新建的第一个剧场是石景山剧场，建于1952年；新建的第一座歌舞剧剧场是天桥剧场，建于1954年；新建的第一座话剧剧场是首都剧场，建于1955年；新建的第一座民族剧场是民族文化宫礼堂，建于1959年；新建的第一座工人演出场所是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建于1959年；北京剧场座位最多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有观众席2763个，建于1959年……

透过小小舞台的发展，我们可以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二、戏园漫谈

昔日的老戏园子与今日之剧场大不相同。老戏园子一般在临街，门前竖有一个木制单门牌坊，坊额题写园名，顶部有脊形小屋搪，以防日晒雨淋。戏园子内的戏台为正方形，砖木结构，台子四角有木柱，台前两根柱子分别挂有对联，戏台正面有雕刻精致的护栏，护栏顶端装有木刻莲花或小狮子作为点缀，在戏台顶部装有垂花倒栏杆，与下面的栏杆相对称。

观众座位是长桌长板凳。戏台三面都有座位，三面都有看楼。楼下正面座位与戏台垂直摆放，听戏的人面对面坐着品茗听戏，想看戏得侧身扭头。戏台两侧的座位是斜着摆放，与戏台成锐角形，观众也是面对面，看戏需侧身扭头。从此也可看出当时叫茶园、茶楼是有原因的，是以品茗为主，看戏为辅。过去一般说“听戏”，而很少说“看戏”。楼上的座位三面都是正对戏台的，因为地方窄。座位区域各有名称，楼下正面叫“池座”，楼下戏台两侧叫“两厢”，两厢后面靠墙处备有高木凳，叫“大墙”；楼上称“楼座”，前面为”包厢”，楼上戏台后两侧叫“后楼”。在后楼看戏只能看到背影．所以后楼不收费．往往是内部人员亲友看戏之处。昔日老戏园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戏台对面楼下后边中间设有“弹压席”。弹压席设有一张长方桌子，桌子上立有一个牌子，上面写有“弹压席”三字。桌子上还有一个小木架，上插令箭。这是为维持园中治安而设置的，开戏后士兵全副武装入座，园方奉上茶点，逢年过节还送红包，以求官方多多照应。

旧戏园子这种格局到民国时期才逐渐打破，广和楼一直沿续到20年代。

清代至民国初期戏园子大门外都贴有海报，但不是每日都换。海报只写某戏班、某演员演出，上写“吉祥新戏，风雨无阻”，没有具体剧目，每天上演的剧目全凭道具。每天将戏中代表性道具摆在戏园子大门外，戏迷一看便知道当天主要戏码了。每日的戏单开始是木刻印在黄纸上，收费很低，后来改为石刻印在粉红纸上。铅印是20年代后的事了。

清代戏园子演出时间很长，长达10-12个小时，不演夜戏。“茶资”多少不是以戏论价，而是按座位论份。除供应茶水外，还有另付费的小吃(黑白瓜子、盐炒小花生等)装在小盘子内。不过当时不收费，到压轴戏(倒二出)开演前后才收费。“扔热手巾把”是北京老戏园子一大特色，也是绝活儿。跑堂的将热手巾从空中抛向观众，扔的一刹那口中喊：“手巾把来喽！”扔得十分准确，随时收取小费，多少随便，从不计较。

清代京师内城禁止卖戏，因此戏园子都在外城。清朝中叶又禁止妇女到戏园子听戏。嘉庆初年，有一个御用文人叫郎葆辰，善于画螃蟹，偶尔作诗，很诙谐，因此人们送他个恢谐的外号，叫“郎螃蟹”。他认为京师妇女出入戏园子有伤风化，于是上奏折提出禁止妇女出入戏园子。这是当时一些人的封建偏见，人们称戏园子，就是把戏园列入“子”字行业，属有钱人和士大夫消遣的地方，与店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属“下九流”行业。结果，嘉庆皇帝准奏，从此戏园子不卖女座。《清稗类钞》载：“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到光绪末年，女观众开始出现了。这是由“庚子赔款”上演“义务戏”开始的。腐败的清政府为了赔款，强迫上“国民捐”，演义务双必须满座。妇女是半边天，妇女上戏园子听戏，往往全家跟随，当然上座率就高了。因此义务戏开禁，但男女分开，妇女在楼上就座。辛亥革命后，才打破了男女界限。妇女涌入戏园．也促使了京剧的发展。过去京剧行当中是以生为主，妇女观众的加入，使旦行与生行平分秋色。

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崩溃，戏园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民国元年兴建的第一舞台(位于前门外柳树井街路北），首先打破了旧戏园子的格局。观众座位变成了横排长条木椅子．舞台为椭圆形，台中央设有人工转台，并第一次使用了幕布。接着，新建的开明戏院仿外国剧场形制，观众席是一排排单人座椅，并开始实行对号入座。此风一开，许多旧戏园也纷纷仿效改建。广和楼、广德楼和三庆园改得最晚。

三、戏园集锦

从中国戏曲发展历史来看，到清代初期，称为“雅部”的昆曲开始衰落，而称为“花部”的各地方剧种蓬勃兴起。因剧种增多、剧团增多，观众范围也扩大了，剧场也随之增多。清初许多私人宴集之所开始对外营业，称为“茶园”、“酒园”或“戏馆”。据《藤阴杂记》记载：“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家楼即今广和剧场前身；月明楼位于永光寺西街，今无。雍正年间，著名的茶园除查家楼外，还有方壶斋、蓬莱轩、升平轩。太平园、四宜园和蓬莱轩、升平轩地点如今已不可考矣。方壶斋进人了北京街巷名称行列保留至今，位于今宣武门外永光西街北，名为方壶斋胡同。

清同治、光绪年间随着京剧的兴盛，北京戏园数量也在大大增加，约有4O座。民国期间有增有减，由于材料有限而且零乱，难以盖全，现汇集于下：

广和楼——位于繁华的前门外肉市。原为明末大盐商查氏私人花园。清康熙年间就改为茶园对外营业，初名查家茶楼、查家楼，后改称广和查楼。康熙曾到此看过戏，并赐台联：“日月灯，江海油，风雷鼓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角色。”康熙二十八年（1689）《长生殿》在此演出，适逢佟皇后丧葬期间，触犯禁忌而掀起了一场风波。这是一次堂会性质的演出，观剧者最后受到革职和革去国学生籍的处分。光绪年间广和查楼连遭两次大火，损失惨重。北京“白薯王”王静斋(王杰)购买了广和茶楼，重新修建后改名为广和楼戏园。戏台柱子红底黑漆的对联“学君巨，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结义，重重演来，漫道逢场作戏；或富贵，或贫贱，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看来，管教拍案惊奇”。在上下场门中间悬挂一块横匾，上写“盛世元音”四个大字。据传，这副台联为清咸丰年间二甲进士陆润亭所写。清末至民国初期是广和楼之黄金时代，喜连成、富连成科班长年在此演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潭富英、雷喜福等名角都在此登台献艺。“白薯王”死后由其长子王善堂经营，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广和搂营业萧条，难以维持，便以922000元伪币卖给了日本翻译李文轩。李文轩将广和楼拆毁，想重新修建，但未来得及重建日本便投降了，因此到解放时广和楼还是一片废墟。人民政府重新兴建了广和楼，改名为广和剧场。

景泰国——位于东城隆福寺街路北，是清代早期老茶园。由于内城禁卖戏，所以景泰园只演曲艺杂耍和清唱。清末，古玩商孙喜华等集资重新修建了景泰园，民国初又加以扩建开始演戏。中华戏曲学校创办初期曾在此演出。—度曾改名为来福戏院。1942年改为赡宫电影院，今称长虹电影院。

阜成园——位于阜成门外桥头路西，是清代早期的茶园之一。咸丰末年内廷升平署加以改建，成为西城外有名的戏园，能容500多名观众，平时不接纳私人戏班，一切开支由管理精忠庙事务的衙门负责。阜成园是升平署选拔艺人进宫当差的地方，当年许多京剧名家都在此演唱过，后来被赐为内廷“供奉”，每月都可领到一笔丰厚的银两。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阜成园被焚毁。

吉样园——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这里原为清政府赐给明末降将吴三桂的封地，后吴三桂反叛，此地变为八旗兵训马场。光绪年间辟为市场，因地处东安门外，因此称东安市场，其东北角为杂耍场。19O6年内廷大公主府总管刘燮之出资在此建造了吉样园，首次冲破了清政府严禁内城卖戏的规定，轰动一时。当时众多京剧名角都争相在此献艺。1919年东安市场发生了一次大火灾，吉祥戏院却安然无恙， 可是救火人员将楼顶踩坏了，于是吉祥戏院也进行了重新翻修，戏台改为椭圆形，观众席改为单人座椅，新的吉祥戏院除上演京戏外，还加演电影，由于地处繁华的市场区，所以生意一直非常兴隆。继吉样园之后，东安市场内又相继建立了中华园、东安援、丹桂园，其规模和影响远不如吉祥园，以曲艺和杂耍为主。

天乐园——位于前门外鲜鱼口内路南，建于光绪初年。原名为天乐园。民国时期由万子和、吴明泉等集资经营，称华乐园，后称华乐戏院。解放后改称大众剧场。1900年庚子事件后，梆子演员田际云(艺名“响九宵”)创办的玉成班在此演出很长时间。玉成班梆子、皮黄“两下锅”，在当时是个创举，十分受欢迎。梅兰芳年轻时曾搭班在此演出，1912年梅兰劳在天乐园首次与老前辈谭鑫培合演《桑园寄子》。这是为正乐育化会筹款而举行的一次义演，十分轰动。坤班“祟雅社”也常在此演出，富连成科班退出广和楼后在此常演日场戏。1943年鲜鱼口一场大火使华乐戏院付之一炬，富连成科班行头也毁于大火，损失惨重。重建后的华乐戏院其现模已大不如昔日。解放后，人民政府进行了重修，改名为大众剧场。

庆乐园——位于前门外大栅栏东口路北，清宣统元年由河北梆子演员杨韵谱等人集资修建。京剧名角杨小楼、余玉芹等都曾在此演出，杨韵谱创办的坤班奎德社在此演出了很长时期，兴盛一时。40年代后，京剧名角李万春创办的鸣春社在此演唱。解放后，吴素秋、姜铁鳞和梁益鸣组成的新兴京剧团曾久占此地。后成为北京杂技团演出场所。

中和园——位于前门外粮食街路西。本为永定门外花炮作坊薛家之祖产。清乾隆年间，徽班进京曾在此轮番演出。一代名伶谭鑫培就是在此园—举成名的。19OO年被焚毁，后又重建。园主股东更换多次，1927年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总管梁华亭(又名德桂)购买了中和园，从此程砚秋经常在此演出。后来程砚秋与梁华亭分裂，程砚秋退出了中和戏院。1935年后尚小云的重庆社和荣春社科班曾在此园演出很长时间。解放后重新修建，一度为尚剧团团部，后为北京京剧院演出场所。

开明戏院——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路南，建于1912年，由中日商人合资兴办。这是一座新型戏院，为洋式二层楼，门脸为椭圆形，舞台台口为半圆形，介于西方镜框式舞台和中国传统正方形舞台之间，也可以说是中西结合，舞台使用了黑绒大幕。建成后只演电影，后来加演文明戏(即话剧)。2O年代后，京剧名角梅兰劳、杨小楼、余叔岩、孟小冬等经常在开明戏院演出，盛极一时。4O年代初，评戏皇后白玉霜在此演出。解放后改名为民主剧场，以河北梆子演出和演电影为主。现改名为珠市口电影院。其建筑仍保持原有风貌。

第一舞台——位于前门外西珠市口路北，建于1914年，是京剧名武生杨小楼、名旦姚佩秋与商人集资兴建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回忆：“这里的一切建筑、灯光完全模仿上海三马路大舞台的形式。”“在民国初年的北京，这应该算是首屈一指最新式的一个戏馆子了。”叫第一舞台，当时的确名副其实。概括起来可有5个第一：是第一个具有3层楼观众座的戏园子；是第一个实行环形折叠式排椅的戏园子；是第一个改方形舞台为椭圆形舞台的戏园子；是第一个没有台柱子的戏园子；是第一个采用大幕和实行人工旋转舞台的戏园子。剧场建成后，众多名角争相在此登台献艺，许多义务戏也在此演出。可惜，1937年的一场大火，使第—舞台付之一炬。

长安大戏院——位于西单十字路口东南，原为清代一家扛房仓库，3O年代为商人杨守一购买。 1937年由杨守一的亲戚段正言(当时北京道德学会“坛主”)出资建造了长安大戏院。戏院为二层楼建筑，戏台台口为半圆形，灯光音响在当时是一流的。由于地点适中，地处繁华商业区，内部格局新旧结合，适合京戏观众，所以营业一直兴旺。许多京剧名角都在此演出过。解放后名称一直未改，90年代修地铁出入口被拆迁。 1997年一座现代化新型长安大戏院在建国门内大街北侧落成。

天桥诸戏园——天桥是劳动人民活动场所，天桥市场形成于清末至民国初年，这里也是许多艺术家的摇篮。天桥早期的茶园有泰轩园，万胜轩，天乐园，开桂园，小桃园，小小戏园，小吉祥戏园等，规模小，设备简陋，以演曲艺，杂耍和评戏，梆子为主。有“天桥马连良”之称的梁益鸣，组织了天桥京剧班，长期在天乐戏园演出。

中山公园音乐堂——建于日本侵占北平时期（1943年），原为一座露天剧场，以演音乐为主，所以称音乐堂。在日伪时期，这里也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的场所。解放后，北京人民政府重新翻修，加了顶，成为半露天剧场，后来又修成封闭式剧场。这里位置好，环境优美，是一个综合性大型剧场。

“书茶馆”继“大茶馆”之后出现。老北京有一百八十余家“书茶馆”，这些茶馆主业卖茶，也带说“评书”，以此招徕茶座儿，因此又被老北京人称为“书场儿”。

过去的书场儿分为“说早儿的”、“说晌午的”和“说灯晚儿的”三种。一般的各角儿都是说“晌午”的和说“灯晚的”的；而那些学徒的、刚出师的以及一些没有名儿的角色专门“说早儿”。几种“书场儿”都是按段儿零收钱，说完一段儿收一回钱，直到收场。说评书的又叫“摔评的”，他们在表演时必备几样道具：醒木、手帕、扇子、大褂儿（说短打书时，往往穿对襟中式小褂儿），钱板儿和小笸箩。

“书茶馆”里面的陈设同其它茶馆不太一样，屋里全是一溜一溜的长条桌、长条凳，这主要是方便客人听书。茶馆用的茶具主要也是提梁儿壶、绿豆碗儿两种，喝茶的价码儿在茶叶上分。

北京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自作为陪都的辽南京至今也有一千多年。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城垣建筑甚为规整，尤其元大都城，严格按《周礼·考工记—9原则建城，略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端正，左右平直。到了明代，在改建城垣时，使规规整整的大都城改变了模样，略呈方形的内城西北残缺一角。今天当你驱车在北二环路由东向西行进时，到了积水潭再往前，就会明显感到南斜30多度，直到西直门立交桥和西二环交接，这个30多度的斜角就是缺掉的那一部分。

侯仁之教授曾指出是由于水面阻隔所致，无疑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所论略简。今就此问题试做以下探讨。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接着派中书右城相徐达北伐元军，七月抵直沽，元顺帝见势不妙，北逃健德门外。八月二日，徐达填濠攀城攻人大都城内。这时的大都城，经过多次战乱，城垣残破。明军要想在这儿站稳脚跟，必须收拾残局，重整城垣及防御设施。徐达命华云龙改建大都城并决定把地广人稀的城北部弃去，缩小城区范围，重建一道北城垣。当时仓惶施工，不可能象初建时那样详细勘测和设计，只能选择困难较小易于施工的地段修筑。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从大都北垣到今北二环路之间，地旷人稀，尤其东北部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建筑物。1952年曾在雍和宫北面出土一通元代“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原立在都漕运使府门前的，说明这东西一线曾有一条河道。因此华云龙在此建城时，只要将河道稍加浚通即可成为护城河，这是符合实际规划原则的。但当城墙修到西端时，就会遇到海子北端的水面阻隔。若城墙往南移，水面更宽阔。那为什么不可以再往北移绕过海子呢?若整个北城再移，不仅西半部建筑较多，又涉及到规模宏大的元中书省旧址。据《析津志》记载／中书省地高爽，古木层荫，与公府相为抛荫，规模宏敞壮丽。”至元二十七年，中书省南迁，此处改做翰林院。《窟垣识略》记述说：“元时翰林院……其地在风池坊北，钟楼之西”。这个地方大约就在今六铺炕滨河公园一带，为了军事需要，明军可以把民房拆掉，甚至全部埋在城下，但要想在短时间内拆掉这组宏大建筑群，是很困难的。当时的形势不允许耽搁太久，只能择易而行，沿翰林院南侧修筑。

那么城墙如何通过海子水面呢?“文革”期间填掉的太平湖(今地铁车辆段)也是海子一部分，和今积水潭是连在一起的。为了城垣规则整齐，城墙就得从海子北侧浅水区或枯水区正面穿过，当然基础是很不牢固的，而我们所见到的清代晚期城墙西端却是东北西南走向的，这个谜单靠史料是难以解释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卫星遥感技术在解决地貌、地矿、地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显出特殊的功能。卫星装上红外遥感监测装置，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和一定深度地下的情况都可以拍成照片。根据七十年代国外卫星影像分析，北京城西北角既有直角墙基影像，又有斜角墙基影像，两墙基夹角约35至36度，正东正西墙基线正位于元代海子西北端北岸附近，和东段城墙在同一纬线上，说明这里确实曾修建过城墙。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从车公庄到德外大街一线有一条地层断裂带，正好经过城西北角与那段直角边斜向相交。这段在潮软基础上修筑的城墙肯定会经常倒塌，以后屡修屡倒，不得不改变施工方案，躲开这段不祥之地。在新街口外二环路口，海子有一个细脖处，在这里采取通水措施，城墙由这里转向西南沿海予南岸修筑，把海子西北端全部舍在城墙之外，作为护城河一部分，这样不仅墙基牢固，比水面留在墙内侧也更利于防守。从此西北角由直角边变成了斜角边，俯视北 京城，宛如方方的棋盘被砍去一角，看上去很不顺眼，这便是大自然的威力。

北京人结婚习俗，向分满汉。汉族办喜事的礼仪，又有新旧之分。新式的用彩车乐队，行鞠躬礼；旧式的用花轿鼓乐执事，行跪拜礼。 此其大略也。今就我所记亿的汉族旧式婚礼记述如下：

一、放定：

放定是订婚的一种仪式，也叫下定礼。当时男女婚事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还不多，一般仍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过民智已开，结婚双方本人也都有了发言权。因此在媒人(媒人有大媒、小媒之分。大媒是双方亲友，小媒是媒婆子)的撮合

下，由父母将情况转告子女，带有对方像片，如双方全有意，即可提出当面相看。面相是由媒人选定合适地点，使双方见见面，也只是偷看两眼而已。经过面相，如未发现本人有大的缺残，就必须放定。

放定时需择专日通过媒人，将男方交给女方的信物转送女方，并更换双方的庚帖。信物一般是戒指、手镯或小型金玉如意等，为男方认为贵重之物庚帖是书写男女双方生辰八字的摺形帖子。一般使用纸店印好的龙凤帖。龙风帖一份摺子两个；颜色不同，一红一绿。红色的属男方，绿色的属女方，上面印有黄色的龙凤花纹，帖内正中并排分写“乾造”(男方)和“坤造”(女方)的生辰八字。庚帖例由男方备办；请人书写。写庚帖人要求是“全福人”，又不是“四眼人”。所谓“全福人”是配偶健在的人，有子女者更好，但其妻如已怀孕，那便成了“四眼人”，就不合格了。

在男方庚帖和信物送交女方的同时，媒人将女方庚帖带回，便完成放定手续。放定仪式也可以由男女双方共同商定选一家饭庄宴请大媒，双方当面办理，一并选定结婚吉期，再办理过礼手续。

二、过礼：

过礼是男方将双方商定的迎娶日期正式通知女方，并将新娘在结婚当天所穿戴的衣服首饰送交女方。另外备有送给女方的礼品。礼品有鹅酒(双鹅双酒或单鹅单酒)；鲜鱼、猪腿、羊腿、糕点等。(糕点一般是龙风饼、状元饼、水晶糕)鹅、酒、鱼各占一拍。衣服、首饰也可用高拾抬去(高抬是用一张长方形桌子，桌面四周围以小栏杆，桌面下穿两条棍，由两人抬着)。其它食品则用食盒(长方形双层大木盒，盒子置于木架之上，中穿一棍，二人抬着)。上述物品由二位大媒(一位男媒，一位女媒，全由官客担任)押送。事后，女方应将猪腿、羊腿各一只送给两位大媒，以示谢意。

三、过嫁妆

过嫁妆是在喜期的前一两天，女方将陪送给新娘的物品送到男方。当时女方备办的物品、一般有座钟、簟瓶、帽镜、茶叶罐、食品圈、茶具、盥漱用具、便溺用具等等，连同箱笼、衣服、被褥、首饰，个别家还暗送木器家俱。另外，还有一盏长命灯，也就是一盏铜或锡制的点灯草的灯台。运送工具有用高拾的，也有用“窝脖”(即用肩扛的雇工)的。用高抬的可分为三十二抬、二十四抬、十六抬。这要看女方的经济条件。少于十六抬的，就找搬运工搬运。押送人员除两位大媒外，女方还需男客二或四人陪同前往。嫁妆送到男家后，男方将物品妥善安置在新房，并请送妆官客过目。个别家还找来吹鼓手，在新房外吹打，谓之“响房”。

四、婚礼：

结婚当天按当时习俗执行的礼仪，就是婚礼。“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我国历来把娶亲办喜事当成人生的一大乐事。为此男方主婚人都要出帖大请亲友，注明为第几男或第几孙“授室”。

迎娶新娘用的是红缎绣花八人抬的大轿。轿前有成对座伞成对筛镜，二十四名或三十二名吹鼓手(包括八面大鼓)，外加清音。再前有各种旗帜，肃静回避牌、对扇，若干对金灯以及金瓜、钺斧、朝天凳等，最前为一对开道锣。如新郎亲迎，则另加绿段绣花八人抬大轿一座，新郎端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