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40个黄金支点（二）
11． 过度学习效应
人们对所学习、记忆的内容达到了初步掌握的程序后，如果再用原来所花时间的一半去巩固强化，使学习程度达到150％，将会使记忆得到强化。
过度学习理论是由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H•艾宾浩斯提出的，主要含义是一个人要掌握所学的知识,一定要经常提醒自己通过反复练习,才能得到巩固。
虽然上述各种学说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过度学习”的效果也有目共睹的，关键是要保持一个度。放松的状态是不行的,但把学习的弦绷得过紧也不行。因为“过度学习”是指,如果把人学习某种知识掌握到当时再现不出错的程度作为100%,那么,要保持住这种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用一定的时间,用相同的注意水平来不断巩固这一知识。但这种巩固一般保持在学习程度的150%以内为佳,在这一限度内,其学习心理效应最大。
艾宾浩斯的“过度学习”实际上是“适度紧张学习”。要防止“报酬递减”就应该做到:当学习巩固到不再出现错误的水平时,就可以停止。如果此时再要求自己进行精力投入,那么学习效果将会下降,掌握能力将发生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时间越长,越学习不进去。
12． 蔡戈尼效应
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
1927年，心理学家蔡戈尼作了这样一个试验：她将受试者分为甲乙两组。让他们同时演算相同的并不十分困难的数学题。让甲组一直演算完毕，而在乙组演算中途，突然下令停止。然后让两组分别回忆演算的题目。其结果乙组记忆成绩明显优于甲组。
这种解答未遂的问题，深刻地留存记忆中的心态叫蔡戈尼效应：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深刻印象。
泰克医生为有这样心理的人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说：“如果你精力集中的时间限度是10分钟，而工作要一小时才能做完，那么，你的脑筋一开始散漫你就要停止工作，然后用三分钟的时间活动筋骨，例如跳几下，去倒一杯水，或是做些静力锻炼的肌肉运动；活动过后，再把另一个10分钟花在工作上。”
13．
在接触新东西的时候，如果它与我们自身有密切关系的话，学习的时候就有动力，而且不容易忘记。
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安德鲁•杰克逊，曾经于1837年出任美国总统。在他妻子死后，杰克逊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得非常地担忧，家中已经有好几个人死于瘫痪性中风，杰克逊因此认定他必会死于同样的症状，所以他一直在这种阴影下极度恐慌地生活着。
一天，他正在朋友家与一位年轻的小姐下棋。突然杰克逊的手垂了下来，整个人看上去非常地虚弱，脸色发白，呼吸沉重，他的朋友走到他身边。
“最后还是来了，”杰克逊乏力地说，“我得了中风，我的整个右侧瘫痪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朋友问。
“因为，”杰克逊答道，“刚才我在右腿上捏了几次，但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时，和杰克逊下棋的那位姑娘说道：“可是，先生，你刚才捏到的是我的腿啊！”
不要以为这种错误的恐慌只会出现一位垂垂老去的人身上，实际上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同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受到一种“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所谓“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就是指我们在接触到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或者事情时，最不可能忽视或者出现遗忘。
有这样一个案例。
英国的一家大公司日常工作费用开支很大，公司经理为了降低费用开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雇了一位面孔冷酷、资历很深、有会计工作经验的人。经理让这位会计师坐在前面有玻璃窗的办公室里，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在他前面办公的所有的员工。公司经理告诉所有的员工说：“他是被雇来检查所有的费用帐簿的。”
每天早晨公司职员都会把一叠费用帐簿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到了晚上，他们又来把这些帐簿拿走交给会计部门。然而这位被请来的会计师根本未曾翻阅过那些帐簿，但是所有的员工都不知道这回事。
奇迹出现了，在会计师来公司“检查”帐簿的一个月时间内，公司所有费用开支降低至原来的80％。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请来的会计师每天并没有检查帐簿，但奇迹为什么出现了呢？
14． 思维的定势效应
所谓思维定势效应，是指人们因为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
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阿西莫夫从小就聪明，年轻时多次参加“智商测试”，得分总在160左右，属于“天赋极高者”之列，他一直为此而洋洋得意。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汽车修理工，是他的老熟人。修理工对阿西莫夫说：“嗨，博士！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题，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点头同意。修理工便开始说思考题：“有一位既聋双哑的人，想买几根钉子，来到五金商店，对售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左手两个指头立在柜台上，右手所致拳头做出敲击状的样子。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指了指立着的那两根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聋哑人想买的是钉子。聋哑人买好钉子，刚走出商店，接着进来一位盲人。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请问：盲人将会看样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做出剪刀的形状。
汽车修理工一听笑了：“哈哈，你答错了吧！－盲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干吗要做手势呀？”
智商160的阿西莫夫，这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个“笨蛋”。而那位汽车修理工人却得理不饶人，用教训的口吻说：“在考你之前，我就料定你肯定你要答错，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太多了，不可能很聪明。”
实际上，修理工所说的受教育多与不可能聪明之间关系，并不是因为学的知识多了人反而变笨了，而是因为人的知识和经验多，会在头脑中形成较多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会束缚人的思维，使思维按照固有的路径展开。
美国心理学家迈克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从天花板上悬下两根绳子，两根绳子之间的距离超过人的两臂长，如果你用一只手抓住一根绳子，那么另一只手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另外一根。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一个人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不过他在离绳子不远的地方放了一个滑轮，意思是想给系绳的人以帮助。然而尽管系绳的人早就看到了这个滑轮，却没有想到它的用处，没有想到滑轮会与系绳活动有关，结果没有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如果系绳的人将滑轮系到一根绳子的末端，用力使它荡起来，然后抓住另一根绳子的末端，待滑轮荡到他面前时抓住它，就能把两根绳子系到一起，问题就解决了。
定势有时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时会妨碍问题的解决。心理学家曾经迈尔于1930年研究过定势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在他的实验中，对部分参加试验者利用指导语给以指向性的暗示，对另一些参加者则不给以指向性暗示。结果，前者绝大多数被试能解决问题，而后者则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这可以说是定势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作用。
但是同时，定势对问题解决也有妨碍作用，这此情况在很多现实事件中都可以理解到。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试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的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
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
由于蜜蜂基于出口就在光亮处的思维方式，想当然地设定了出口的方位，并且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合乎逻辑的行动。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定势思维，它们才没有能走出囚室。而那些苍蝇则对所谓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没有对亮光的定势，而是四下乱飞，终于走出了囚室，头脑简单者在智者消亡的地方顺利得救，在偶然当中有很深的必然性。
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公安局长在路边同一位老人谈话，这时跑过来一位小孩，急促的对公安局长说：“你爸爸和我爸爸吵起来了！”老人问：“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公安局长说：“是我儿子。”请你回答：这两个吵架的人和公安局长是什么关系？
这一问题，在100名被试中只有两人答对!后来对一个三口之家问这个问题，父母没答对，孩子却很快答了出来：“局长是个女的，吵架的一个是局长的丈夫，即孩子的爸爸；另一个是局长的爸爸，即孩子的外公。”
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对如此简单的问题解答反而不如孩子呢？这就是定势效应：按照成人的经验，公安局长应该是男的，从男局长这个心理定势去推想，自然找不到答案；而小孩子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没有心理定势的限制，因而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答案。
清朝时期，通山县有个叫谭振兆的人，小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宽裕，父亲给他定了亲，亲家是同村的乐进士。后来，谭父死了，谭家渐渐衰退，经济条件远不如以前，乐进士便想赖婚。
一天，谭振兆卖菜路过岳父家，就进去拜见岳父。乐进士对他说：“我做了两个阄，一个写着'婚’字，另一个写着'罢’字。你拿到'婚’，就把女儿嫁给你；拿到'罢’字，咱们就退婚，从此谭乐两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不过，两个阄你只看一个就行了。”说完就把阄摆出来。
谭振兆心想：这两个阄分明都是“罢”字，我不能上他的当。想到这，他立刻拿了一个阄吞在腹中，指着另一个对乐进士说：“你把那个阄打开看看，如果是'婚’字，我马上就离开这，咱们退婚；若是'罢’字，那就说明我吞下的是'婚’字，这门亲事算定了。”乐进士煞费苦心制造骗局却被谭振兆识破，没办法只好把女儿嫁给谭振兆。
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也许我们正在被困在一个看似走投无路的境地，也许我们正囿于一种两难选择之间，这时一定要明白，这种境遇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势思维所致，只在勇于重新考虑，一定能够找到不止一条跳出困境的出路。
15． 自我选择效应
一旦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3年，监狱长满足他们每人一个要求，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3年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已经孩子成群。
最后走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3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表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斯来斯！
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的生活是由3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3年后的生活。这就是自我选择效应。
在新的制度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两个概念：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自我强化（self-enforcement）。它的意思是说，制度变迁（比如改革）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存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也是如此，甚至最后进入一种自我强化的状态。
一旦个人选择了某一人生道路，就存在向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如果要转向其它的道路，就将付出更高的成本。这也告诫我们，在选择时应该慎重。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密尔顿•弗里德曼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免费奖学金时，也获得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的一笔奖学金，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前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但如果他接受了后者呢？他的未来会怎样，也许就不再成为经济学家，而是数学家或其它的什么人。
我们如果选择了某项职业，在从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慢慢积累起这项职业的专门技能，如果半路出家转行，必然经过一个艰苦的“换羽”过程，而且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当然，人们是否转行的决定依然是权衡转行的成本与收益来决定的）。所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面临成千上万的雇主，因为他的可塑性大，而一个有十余年经验的技术员面临的雇主可能只有几千或者几百乃至几十甚至几个，因为（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使）他们具备的能力越来越专业化，要重塑他们就需要花更大的成本。
我们也看到，频繁跳槽的人们的工作都不十分稳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跳槽的成本常常不大，也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富于变化，路径依赖和自相似性相对就弱一些——然而他们也难以成为某一领域的有大成者。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跳槽者需要用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制度乃至工作知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不小成本，而跳槽的收益常常需要机会，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从前周国有个想当官总当不上的人，年纪大了头发白了，在大路上哭泣。
路过的人就上前问他：“为什么哭啊？”
老人一边哭一边回答说：“我几次想当官都不被看中，自己可怜自己年老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就哭啊。”
路人奇怪地问：“你求官怎么就一次都没求到呢？”
回答说：“我少年的时候，学的是文，道德文章学好了，准备去当官，国王喜欢用年老的人。用老人的国王死了，后来的国王又用武将。等我兵法武功学好了，用武将的国王又死了。少年的国王刚刚登基，喜欢用年轻人，我又老了，就这样没求成一次官。”
由这个故事可见，跳槽虽然有它的好处，可以带来新的感觉、新的生活，但如果因为环境的变化而频繁跳槽行为并不可取。
作为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形成的对世界、对人的看法可能影响人的一生，也即更易发生“选择”效应。一棵树在幼小时要扶正它是容易的，当它长大还想扶正它就很难了，因此注重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一个人一生是最重要的。
选择效应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一种选择，“破罐子破甩”也是一种选择。“浪子回头金不换”则说明了要改变选择效应的作用，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选择和接触那些能够带来的好影响的人，选择和人事那些能够更好地创造我们未来的工作。
16． 毛毛虫效应
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而无法破除尾随习惯而转向去觅食。
法国心理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称之为“毛毛虫实验”：把许多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使其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在花盆周围不远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叶。
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的边缘一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这些毛毛虫还是夜以继日地绕着花盆的边缘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最终因为饥饿和精疲力竭而相继死去。
约翰•法伯在做这个实验前曾经设想：毛毛虫会很快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绕圈而转向它们比较爱吃的食物，遗憾的是毛毛虫并没有这样做。导致这种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毛毛虫习惯于固守原有的本能、习惯、先例和经验。毛毛虫付出了生命，但没有任何成果。其实，如果有一个毛毛虫能够破除尾随的习惯而转向去觅食，就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后来，科学家把这种喜欢跟着前面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之为“跟随者”的习惯，把因跟随而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在自然界中许多比毛毛虫更高级的生物身上，这一效应也发挥着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鲦鱼。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科学家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它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
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也难逃这种效应的影响。比如说，在进行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对于那些“轻车熟路”的问题，会下意识地重复一些现成的思考过程和行为方式，因此很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惯性，也就是不由自主地依靠既有的经验，按固定思路去考虑问题，不愿意转个方向、换个角度想问题。
固有的思路和方法具有相对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有积极的一面。是因为袭用前人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人们进行类比思维，可以缩短和简化解决的过程，更加顺利和便捷地解决某些问题；
但与此同时，它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容易使人们盲目运用特定经验和习惯的方法，对待一些貌似而神异的问题，结果浪费时间与精力，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经年累月地按照一种既定的模式思考问题，不仅容易使人厌倦，更容易麻痹人的创造能力，影响潜能的发挥。
时代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不能禁锢于以往的僵化模式，而要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从而能够适应时代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需求。惟有在工作和生活中有所创造，摆脱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不再因循前人的足迹，而是另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蹊径，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自幼酷爱书法，古代著名书法家各种书体他都临摹，经过一番苦练，终于和前人写得几乎一模一样，能够乱真了。但是大家对他的字并不怎么欣赏，他自己也很着急，比以前学得更加勤奋，练得更加刻苦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和妻子坐在外面乘凉，他用手指在自己的大腿上写起字来，写着写着，就写到他妻子身上去了。他妻子生气地把他的手打了一下说：“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体，写别人的体?”
郑板桥猛然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写字也各有各的字体，本来就不一样嘛!我为什么老是学着别人的字体，而不写自己的体呢?即使学得和别人一样，也不过是别人的字体，没有自己的风格，又有什么意思?
从此，他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以隶书与篆、草、行、楷相杂，用作画的方法写字，终于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六分半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乱石铺街体”，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的书画家。
毛毛虫那种毫无意义的绕圈所导致的悲剧还说明：在实际工作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们不能只注意自己做了多少工作，而且还要关注这些工作带来多少成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绩效。如果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走，可能会付出很多无谓的努力，只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和思路，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做学问如此，做生意赚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有一年，市场预测表明，该年度的苹果将供大于求。这使众多的苹果供应商和营销商暗暗叫苦，他们似乎都已认定：他们必将蒙受损失！可就在大家为即即将到来的损失长吁短叹时，聪明的某甲却想出了绝招！他想：如果在苹果上增加一个“祝福”的功能，即，只要能让苹果上出现表示喜庆与祝福的字样儿，如“喜”字“福”字，就准能买个好价钱！
于是，当苹果还长在树上，他就把提前剪好的纸样贴在了苹果朝阳的一面，如“喜”、“福”、“吉”、“寿”等。果然，由于贴了纸的地方阳光照不到，苹果上也就留下了痕迹——比如贴的是“福”，苹果上也就有了清晰的“福”字了！这样的苹果的确少见，这样的创意也的确领先于人，正因为他的苹果有了这种全新的祝福的功能——而这又是别人所没有的，他果然在该年度的苹果大战中独领风骚，赚了一笔大钱！
转眼到了第二年，他的这一手别人学会了，但仍然是他的苹果卖最火，为什么？因为他的点子想得更绝，他的苹果上不仅仅仍然有“字”，而且还能鼓励青睐者“成系列地购买”。原来，他早已将他的苹果一袋袋装好，且袋子里那几个有字的苹果总能组成一句甜美的祝词，如“祝你寿比南山”、“祝你们爱情甜美”、“祝您中秋愉快”、“永远怀念你”等等。人们再度慕名而至，纷纷买他的苹果作为礼品送人！
所以，当生活和工作遭遇挫折或陷入停顿时，我们不能再像毛毛虫那样做毫无意义的努力，而应该转变思路和善于另辟蹊径，以便更有技巧、更有效率地工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7．
当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引导或施加的压力），会怀疑并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朝着与群体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随大流”。
一个老者携孙子去集市卖驴。
路上，开始时孙子骑驴，爷爷在地上走，有人指责孙子不孝；爷孙二人立刻调换了位置，结果又有人指责老头虐待孩子；于是二人都骑上了驴，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为驴鸣不平，说他们不顾驴的死活；最后爷孙二人都下了驴，徒步跟驴走，不久又听到有人讥笑:看！一定是两个傻瓜，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驴不骑呢？
爷爷听罢，叹口气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咱俩抬着驴走了。”
这虽然是一则笑话，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现象――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从众倾向，总是倾向与跟随大多数人的想法或态度，以证明自己并不孤立。研究发现，持某种意见的人数的多少是影响从众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人多”本身就是说服力的一个明证，很少有人能够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
在研究从众现象的实验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阿希实验”。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实施了一个实验，来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他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的。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它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即所谓的“托儿”）。
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它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从总体结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压力是从众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一个系统内，谁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或行为，往往会被其它成员孤立，甚至受到严厉惩罚，因而某个系统内的成员的行为往往高度一致。美国霍桑工厂的实验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工人们对自己每天的工作量都有一个标准，完成这些工作量后，就会明显的松弛下来。因为任何人超额完成都可能使管理人员提高定额，所以，没有任何人去打破日常标准。这样，一个人干得太多，就等于冒犯了众人；但干得太少，又有“磨洋工”的嫌疑。因此，任何人干得太多或者太少都会被提醒，而任何一个人冒犯了众人，都有可能被抛弃。为了免遭抛弃，人们就不会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只会采取“随大流”的做法。
巴菲特在贝克夏•哈斯维公司1985年的年报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石油大亨正在向天堂走去,但圣•彼得对他说:“你有资格住进来,但为石油大亨们保留的大院已经满员了,没办法把你挤去。”
这位大亨想了一会儿后,请求对大院里的居住者说句话。这对圣•彼得来说似乎没什么坏处,于是,圣•彼得同意了大亨的请求。这位大亨拢起嘴大声喊道:“在地狱里发现石油了!”大院的门很快就打开了,里面的人蜂拥而出，向地狱奔去。
圣•彼得非常惊讶,于是请这位大亨进入大院并要他自己照顾自己。大亨迟疑了一下说:“不,我认为我应跟着那些人,这个谣言中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说完，他也朝地狱飞奔而去。
一味盲目地从众，可以扼杀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否减少盲从行为，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并坚持自己的判断，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水岭。
小泽征尔有一次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进行前三名决赛时，评委交给他一张乐谱。演奏中，小泽征尔突然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地方，以为是演奏家演奏错了，就指挥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结果仍觉得不自然。
这时，在场的权威人士都郑重声明乐谱没有问题，而是他的错觉。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权威，他不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但是，他考虑再三，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喊声一落，评委们立即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试探指挥家们在发现错误而权威人士又不承认的情况下是否能坚信自己的判断。
大多数都认为从众行为扼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和判断力，因此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实际上，对待从众行为要辨证地看。
在特定的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搜集不到准确的信息，从众行为是很难避免的。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来选择策略并无大碍，有时模仿策略还可以有效地避免风险和取得进步。
18． 监狱角色模拟实验
一个简单的假设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太平洋里有一个布拉特岛，在这个岛的水域中，有一种鱼，叫王鱼。王鱼分为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鳞，全是由自己来选择。
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一生都较为平静。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有鳞。它有一种本领，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身上。王鱼先给这些小动物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它们被吸引后，王鱼便把它们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鳞片——其实那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会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
可怜的是，有鳞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退化，那些附属物会慢慢脱离，使王鱼重没有鳞，那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因为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表现得异常烦躁，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绝望中挣扎。
这时的王鱼，常会自残，往岩石上猛撞，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越是身上附属物多的王鱼，后来就会越痛苦。到生命的最后，常常会浮上水面，跳上跳下，挣扎数日，而后死去。死时的王鱼，身上红肿，到处是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
王鱼的悲剧给我们各种启示，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为各种浮名俗利所累，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过自己不需要的生活。
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王鱼其实象征着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因为环境给予的各种包装和名衔，真的以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一旦除掉那些耀眼的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名。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在它的背后是着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那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某种假设，很快会成为现实。这称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晋国有个名叫乐广的人，有一次，他邀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酒。当这个朋友举起酒杯却忽然看到酒杯里有条小蛇，可是已经晚了，他把它喝下去了。
回家以后这人就生起病来，他认为是蛇作怪。乐广听说朋友病了便前去探望。朋友于是就告诉他得病的原因。乐广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酒里怎么会有蛇呢？他把朋友安慰了一番后回到家里，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弓，他心里一亮，想到蛇一定是弓倒映在酒杯中的影子。
第二天，乐广又邀请那个朋友在原地饮酒，斟满了一杯酒，恭敬地请朋友喝。朋友一看连忙说：“杯里有蛇，我不喝！”
这时乐广哈哈大笑，指着墙上挂着的弓让朋友仔细看，那位朋友顿时明白，没几天病就好了。
正是由于乐广的这位朋友一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吞下了一条蛇的病人，于是果然就实现了。
为了研究人及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心理学家津巴多于1972年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实验地点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底下室中，参加者是男性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半随机指派为“看守”，另一半指派为“犯人”，实验者发给他们制服和哨子，并训练他们推行一套“监狱”的规则。剩下的另一半扮演“犯人”角色，他们穿上品质低劣的囚衣，并被关在牢房内。
所有的参加者包括实验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全进入了实验。看守们开始变得十分粗鲁，充满敌意，他们还想出多种对付犯人的酷刑和体罚方法。犯人们垮了下来，要么变得无动于衷，要么开始了积极的反抗。
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在那里“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尽管实验原先设计要进行两周，但它不得不提前停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令人胆战心惊。大多数人的确变成了'犯人’和'看守’，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角色扮演还是真正的自我。”
这个颇受争议的模拟实验表明，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19． 彼得原理
在层级组织里，每个人都会由原本能胜任的职位，晋升到他无法胜任的职位。
滑铁卢因拿破仑而闻名，然而使滑铁卢成名的关键人物，却并不是拿破仑，而是他手下的格鲁希元帅。格鲁希元帅是法国大革命时拿破仑军队中的士兵，1794年任少将。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骑兵预备队。
1815年6月18日上午11时，滑铁卢的激烈战斗使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和惠灵顿率领的英军都伤亡惨重，双方都在焦急地等待援军！然而拿破仑的部队很快全线崩溃：因为布吕歇尔元帅率领的普鲁士军队很快赶到，而法军元帅格鲁希的援军却迟迟未见踪影。
那么格鲁希到哪里去了呢？
在滑铁卢战役打响时，奉拿破仑之命追寻普军的元帅格鲁希就在几英里之外。当一声声沉闷的炮声传来时，所有人都意识到重大战役已经开始，几名将军急切地要求格鲁希命令部队火速增援拿破仑。然而格鲁希胆小怕事地死抱着写在纸上的条文——皇帝的命令：追击撤退的普军。
正是由于格鲁希元帅的不称职，才导致拿破仑政治生命的结束。但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又是如何被放在这样一个决定历史的位置的呢？
格鲁希是一个老实可靠、循规蹈矩的老兵，但却从来不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也不是运筹帷幄的谋士，他从戎20年，参加过从西班牙到俄国，从尼德兰到意大利的各种战役。他经过20年战争的煎熬，水到渠成地一级一级地升到元帅的军衔。在此前的经历中，谁也不能说他不称职，但真正使他登上元帅宝座的，却是奥地利人的子弹、埃及的烈日、阿拉伯人的匕首、俄国的严寒，这些使他的前任相继丧命，从而为他腾出了空位。
研究格鲁希的升迁经历，我们可以得出一千种结论和启示，然而最能解释他的升迁与滑铁卢惨败的，却莫过于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
彼得原理所指出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却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
我们放眼自己的身边，就会发现许多人似乎都不知道他们的专职何在，因而也都不能尽到工作上的职责，到处是贪污的法官、头脑不清的律师、文笔不通的作家以及连拼音都会出错的语文老师。
每个组织总有许多人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例如，一位校长关心的主要问题竟然是：所有窗帘要高度一致，教室必须保持安静以及禁止任何人践踏或靠近花圃。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优柔寡断的政客装腔作势，俨然是果决刚毅的政治家；自命消息可靠的权威人士，到头来将过错归咎于难以把握的情况；懒散而傲慢的公务员不计其数；军事将领以豪壮的措辞掩饰行为的怯懦……
每个现代的层级组织制度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职位、等级或阶层的排列所组成，每个人都隶属于其中的某个等级。总是从下面补充由晋升、辞职、退休、解雇和死亡带来的空缺。假如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阶层，那每个阶层的职位终将由不胜任的员工所占据，同时每个员工终将晋升到自己不胜任的阶层，一旦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
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了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彼得原理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人在某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本人的奖励，反而使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选聘机制，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可以胜任的岗位。不要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建立更有效的奖励机制，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
对个人来说，彼得原理的启示在于：不要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无所适从，还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20．格雷欣法则
如果有这样两位面包师傅：一位卖的面包松软香甜，馅料可口，童叟无欺；另一位卖的面包则干瘪粗糙，缺斤少两，搞不好还是过期产品，但是价钱却比第一位低一半，你认为哪一位师傅的面包会热卖？
答案并不一定如大家所想象的，一定是第一位。为什么？这就要引出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是一条经济法则，也称劣币驱逐良币法则，意为在双本位货币制度的情况下，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如果其中之一发生贬值，其实际价值相对低于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实际价值高于法定价值的“良币”将被普遍收藏起来，逐步从市场上消失，最终被驱逐出流通领域，实际价值低于法定价值的“劣币”将在市场上泛成灾。
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钱包里既有新钱又有旧钱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把旧钱花出去买东西，留下“新票”。道理很简单，出于对新钱的偏好。从这种偏好中，就出现了各雷欣法则的萌芽。
这一法则是以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一1579）的姓氏命名的。格雷欣是英国著名的金融家、慈善家，皇家证券交易所及格雷欣学院的创建者，由於他对货币与交易方面的事宜瞭如指掌，因此成为英女王伊利沙白一世改革货币制度的主要军师，业务包括与佛兰德的商人议定皇室贷款、购买军备，以及偷运黄金进英国。他家境富裕，地位显赫，曾经两次邀得英女王成为他的座上客。
格雷欣于1580年提出了这个法则之后，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在货币史上的著名人物。
自从人类给金钱以一定的币值时起，这一法则就起作用了。
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人们就习惯从金银钱币上切下一角，这就意味着在货币充当买卖媒介时，货币的价值含量就减小了。古罗马人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就觉察到货币越变越轻。当他们知道货币减轻的真相时，就把足值的金银货币积存起来，专门用那些不足值的货币。这个例子说明：坏钱把好钱从流通领域中排挤出去了。为控制这一现象的蔓延，政府发行了带锯齿货币，足值货币的边缘都有细小的沟槽。如果货币边缘的沟槽被挫平，人们就知道这枚货币被动过手脚。
在中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贾谊曾指出“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事实，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正钱”指的是良币。
在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时出现的理论。当时，金和银都是法偿货币，在法律上按一定比价具有相同的价值。但在现实情况中，金银的开采成本、市场供求是不太可能完全同步变化的，于是当金相对于银来说更为贵重时，人们必然地储存更有价值的金而使用相对来说没有价值的银，因为交换时是以法定比价而不是实际比价来计算的。如果银相对来说更为贵重时，劣币就成了金，银变成了良币。
进入了纸币流通的时代，货币的不足值性更加明显，国家也必须有更加有力的手段保障其法偿性。也正是在这时，格雷欣法则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事实上，没有良币出现，或者有强有力的政府禁止良币的使用，劣币也不能一直使用下去。
一个十分明显的侄子，在民国末年，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民间开始使用银元，拒收劣币。此时的民国政府虽说对付解放军不行，禁止人民使用银元进而没收银元发行银元券还是可以的。但是人民并不因此就接受银元券了，许多私人机构开始以大米为薪金，社会交换退化到了物物交换时代。
问题的根源在于，劣币驱良币并不是产生于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每一套货币的发行，都是由国家强制人民接受的，尽管付款的一方很乐意使用劣币，但收款的一方却不会甘愿接受，只有在国家能保证收款方接受的劣币能够继续流通的时候，劣币才能得以继续存在，这条规律才能继续起作用。
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滥用发行货币的权利，通过“劣币驱良币”的把戏来掠夺民间财富，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强政府消费自己的信誉的过程。当这个消费过程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的时候，人民也是有可能拒绝所谓的法偿货币，通过自由的选择使得货币自发地建立新规律的。
格雷欣定律虽然是货币、金融领域内的著名定律，但在商业领域也有一定的泛化倾向，比如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例子。
后来，人们就用这一法则来泛指价值不高的东西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主要指假冒劣质产品在多种渠道向正牌商品挑战，并具有膨胀、蔓延的趋势。
比如说，在软件市场上的经济秩序和法规约束尚不完善时，或者不能很好协调工作时，盗版软件影响正版软件的制作、销售等，从而危害软件业健康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雷同于“劣币驱逐良币”，可称为“盗版驱逐正版”，是一种非正常的市场状态。
除了商业和金融领域，在社会上的其他领域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学者吴思曾经提出过“淘汰清官”的说法，建议大家读一读他的《潜规则》，地理解这一法则有帮助。为了帮助理解，我们再提供一个在《南方周末》上刊登过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