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上认识孙过庭

故宫博物院馆藏一件干隆年青花釉里红临孙过庭书谱笔筒。圆形、直口、玉璧形底，外壁青花临孙过庭《书谱》之一段。书法界都知道孙过庭（648-703年）是唐代书法界重量级人物。

孙过庭，字虔礼，江苏吴郡人。他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极虑专精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九品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孙过庭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为三国时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重。

《书谱》为孙过庭撰文、书写，是一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书法纵逸，多得天趣”，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赞：“读孙虔礼《书谱》委曲详尽，切实痛快，为古今第一要义。”其草规范森严，为后世学习之范本。

后人评《书谱》笔法精娴，结体劲净，墨彩奕奕，干湿浓淡韵爽，古气自然，且通卷妙论作字之旨，内蕴哲理，堪称中国书法史上书论与书艺双绝的合璧之作。是书法爱好者临习与欣赏的最佳范本。

笔筒上节选的一段是：趁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右临孙过庭书。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为适应变化，应急方便，行书最适合；题榜和勒石之类的作品，当以楷书写最为相宜。书写楷书若不能同时精通草书，写出来的字恐怕会过于拘谨单一；学习草书如果不同时精通楷书，也就不能称为“书法”。楷书以平直的点画构成形体，由使转表现其精神。草书则以点画表现其精神，以转折呼应来表现形体。草书没有了使转，就不成字，楷书点画功夫不到位，只可用以记录文词了。”

笔筒为文房用品，清代康熙以后多有生产，且品种繁多，有青花、颜色釉、五彩、粉彩等，笔筒上纹饰有人物、山水、花卉、鸟兽、诗词等。此器以青花临孙过庭《书谱》，笔法遒劲，颇具孙过庭书法风范，不知是哪位大家。但落款处有方圆两印章，圆章为篆书“陶成堂”三字，干隆年的督陶官唐英就用过“陶成堂”铭款。方章为四字篆书，经查《六书通》辨认出系“殿虎笃公”四字。所谓“殿虎”是指宋朝刘安世，他在朝廷上敢于直言谏争，有时碰上皇上大怒，他就握着笏板退一步站立。等皇上怒气稍解，再上前争辩。一次上朝与皇帝对话，上前、后退地力争了四五次。旁边陪侍的人在远处观看，缩着头害怕得身上直冒冷汗，常言道“伴君如伴虎”，而这位敢于和皇帝争论的人真好比“殿上虎”了。后世将那些敢于冒险犯颜直谏的人，称之为“殿虎”。 这里的“殿虎笃公”，估计是在笔筒上临孙过庭《书谱》的一位官员的名号。可见这位“笃公”的官阶之高，自比刘安世敢于直谏，为人诚笃，是孙过庭的“粉丝”，唐英的好友，又是书法大家，但他究竟是谁呢？有待进一步考查。不过这只笔筒将中国精湛的制瓷艺术与传统书法结合，真可谓珠联璧合的稀世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