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画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必须具有鲜明的风格；
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
第三，必须要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
第四，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
“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涵盖的框架。
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选择。
什么是真正的好画？以什么标准来判定？是依靠贴在画上的价格标签来估计，还是通过拍卖行里此起彼伏的竞价声来衡量，抑或是画家的名气和身份能够代表一幅画的价值？显然，上述条件并不能完全与艺术价值画上等号，也就是说，不能成为论断“好画”的绝对标准。不过，吊诡的是，现实中，诸如此类的附加因素正在成为“好画”的标准，“价格”、“身份”正在演变为“价值”。
乱花渐欲迷人眼，正如理论家王志纯在此前的访问中所说，不能让现象遮蔽了本质。今天，在嘈杂的繁荣景象里聚集了太多的现象，多到难以捕捉实实在在的本质问题，而一旦标准被模糊掉，人们也就无法辨析甚至遗忘了真正的艺术价值，于是，“好画”的定义也必然被改写。
“什么是好画”、“什么样的画家有潜力”、“好画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并不容易说得清楚，不过，在当下这一时期，有必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阐释“好画”的定义，更有必要重提艺术标准。李爱国、齐鸣和付晓东三位学者，分别从绘画的技法、艺术家的素质以及批评家的关注点等几个不同视角阐述了他们对“好画”、“好画家”的定义。
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要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有特殊的情感，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
北京大学教授、画家李爱国认为，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画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今天走红的艺术家，很难说将来如何，也许其中有的人走红，有的今天不引起关注却在将来走红，依每位艺术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定，我认为，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要留存下来，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李爱国说，首先要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比如吴冠中先生，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有的画作画时间太快，不过，他的风格决定了他载入中国艺术史，至少是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他创造了一种点线面相结合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画风。一位画家想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第一就要靠风格。风格就是人，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在绘画的舞台上说话，而不是学着别人的腔调，拿着别人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理解。因此，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是最核心的要素。”
“其次，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举个例子，著名的‘杜尚的小便池’，它可以载入西方美术史，是因为杜尚是观念艺术的第一位探索者，但是，第二个人再要重复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比如我把一个席梦思床垫送到美术馆去，美术馆肯定不会收。而‘杜尚的小便池’，美术馆不但收了，而且作为重要的展品。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特别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非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极为注重技巧的难度。远的且不说，仅在20世纪，中国众多大师级画家，如徐悲鸿、齐白石、吴昌硕、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等人，每一位都有自己在作画方面独特的难度。比如潘天寿，他的几笔看似简单，后人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一笔画出石头轮廓的功力，令其他作画者望而却步，绝大多数人都知难而退，很难企及他的高度。”李爱国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家，只要能够列举出来的，其技巧和作品无一不具有高难度。
“第三，能够留存下来的画作，必须要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李爱国解释说，这里所说的“真实”，指的是对物体把握的基本的真实。“一、不管是变形也好，夸张也好，画的是鸡和兔子，就不能离开鸡和兔子的基本面貌，不能说画完以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二、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塑造空间的造型能力。”
李爱国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具备难度和真实，那只要身上涂满颜料，然后找块布打个滚儿，画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说有很独特的风格。但是，这种作品不具备难度，也谈不上真实，所以，不能称之为优秀。”
“最后还有一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抒发特殊的情怀，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比如说八大山人，他的画流露出欲哭无泪的感觉，渗透着凄凉的亡国之恨，与以往艺术家的情怀不同。还有徐悲鸿的奔马，我们一看到就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形象，会感受到一种抗战的情怀，八年抗战成就了徐悲鸿的马，它承载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李爱国认为，一位画家的作品要被历史承认，要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具备以上四个条件。
好的画中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画家齐鸣认为，实际上，“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涵盖的框架，“当然，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不能空洞地往上套。我们看作品要看气韵是否生动，第一眼的感受是正气是邪气，是发自肺腑还是装腔作势，然后再看笔法功力，有没有用笔的古法古意。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像古人那么讲究了，不过，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感而发，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艺术的本质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说要画得像照片一样就叫真实，而是说画中所表达的精神状态真实，有魂灵没有。”
齐鸣所说的“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被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
当然，“谢赫六法”作为一个理论性原则并不能取代面对具体作品时的感受，因此，齐鸣也建议美术爱好者多学习一些常识，多去体验和比较，掌握要领之后才能做出有审美意义的判断和受到美的熏陶，“学会赏析绘画首先需要有赏的心态，才能进入画境，赏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画很看重这一点，缺少专业常识的人不易看出一幅画的好坏，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齐鸣认为，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股‘黄宾虹’热，黄宾虹的画不那么大众化，与齐白石的雅俗共赏不同。而他的作品之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掘出价值，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前瞻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齐鸣说，当下中国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所以，当代很难产生出真正的大师，其中人格、学养缺失是重要因素，过于实用的‘近视’也是一个因素，这种现状很难使艺术精神升华到更高境界。以往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里还有一种精神的纯洁的东西在，艺术中的文人品格、崇高、见真性情及自由清新、充满情趣表达等诸方面气息也显得纯正。而现在的人张嘴闭嘴都是‘有什么用呀’，艺术有什么用？真正的艺术就是没什么用。搞艺术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倾情投入和坚定信念都含在其中，还要承受住寂寞。作为艺术家，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艺术有一个坚守的态度，不过要做到确实很难。”
艺术史是作出最后检验的唯一标准……艺术的语言、本质、水平高低是最主要的……艺术家真正要比拼的是水平的高低……过了100年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真真正正留下具有艺术价值作品的艺术家，才可能被历史记住。
“艺术史是作出最后检验的唯一标准。”《美术文献》杂志执行主编、美术批评家付晓东提出，“为什么所有艺术家都非常重视艺术史，因为，艺术史就是艺术语言不断创新的积累，进入艺术史的人应当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每个时代都有在价格上特别高的画家，但是，这类画家的作品最后也仍有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那些作为时代节点的艺术家，比如凡·高，即便当时不被承认，后世也会发掘出他们的价值。”
付晓东说，青年批评家群体可能比较精英趣味，更关心艺术前沿的问题，“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讨论小圈子里最实验的创作，国内外最新出现的学术问题，可能在这一点上很少参与公众讨论。对于好的艺术作品来说，它的艺术本体语言、发生的话语背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体生命性和情感性的体验等，都具有新的挑战和开放性，是人类智性的活力所在。至于资本的炒作，画家的背景，达官显贵的追捧等，其实都是很短暂和人为化的效应，难以持久。当然艺术品生产的平台与生态关系，也是复杂而飞速变化的，这也是我关心的话题。”
“我看待一位画家的价值和水平，不是看他的市场价格，这个因素影响不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价值判断。我不愿意做市场预测，但是艺术品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100年以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