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建安帖》拓本七种

王羲之书《建安帖》，拓本，四十一字，行书。
   褚遂良《右军书目》“草书都五十八卷”第三十八卷记载：“四月五日羲之报。五行。”此帖首行前七字与《右军书目》记载相合，但是行数却相异。王氏尺牍中涉及家中尊长处多空格或提行以示尊敬，“慈荫”处若提行，则正合五行。若此，又可见《阁帖》摹勒上石时的改易和讹误。《右军书记》著录此帖文字，然帖中“永惟慕”一句，《右军书记》作“永惟崩慕”，“无由言苦”则作“无由言告”，结合王氏他帖，以《右军书记》著录为是。且《右军书记》注文曰：“此一帖真草书”。考察此帖，乃真、草二体间杂，与《右军书记》记载相合。《宣和书谱》王羲之行书目著录此帖。“建安“乃东晋江州建安郡，今福建建瓯（西晋惠帝末年以前属扬州）。
   王羲之曾为临川太守、江州刺史，家中哪位尊长如何葬于建安，不得而知。羲之父亲早丧，帖中又云“慈荫”，则当是其母了。考羲之为临川，在咸和七年（三三二）前后，为江州则在咸康六年（三四零）。羲之去官在永和十一年（三五五）三月，并告誓父母墓前。则此次从建安移灵柩当在羲之为会稽内史时。若以“垂三十年”计，家慈之殁，当在成帝咸和初年，即公元二二六年顷。
   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先生认为，此帖与《灵柩垂至帖》及《慈颜幽翳帖》的内容大致相同，字句亦颇相似，所指乃其兄王籍之灵柩。王敦败亡时，曾有人奏请将王彬、王籍之除名，未获批准。王籍之徙于建安而殁，未能归葬乡里。时在太宁二年（三二四）许。但又说王籍之非羲之胞兄。据《王氏谱》，王籍之乃王彬从子，宜为王旷之子，若此，则为羲之兄。此帖所言之事，由来有绪，墨迹虽然不存，其刻本风格颇具王义之书法特徵。

释文：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慕，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繇言苦，臨紙摧哽。羲之報。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