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主要内容及文化精髓 30条儒家智慧

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关于《尚书》之名，有三种解释：汉代孔安国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说：“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曹魏王肃说：“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现多从孔安国说。汉武帝时，《尚书》被尊列为儒家经典，故又称之为《书经》。档案文件汇编，也是记言体史书。五十九篇。由上古各朝史官记录保存，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后由孔子编定，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孔子事迹参见“《论语》”条）

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尚书》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虞书》和《夏书》共四篇，其中《甘誓》可能是由夏代口授相传下来的祖训，到商代写定文字，并于周代重新写定。其余三篇是后代史官根据口传资料及神话传说加工而成。《商书》由当时的史官所记录，流传到周代，再由商的后裔宋国人写成。《周书》亦为当时史官所记录，均录于竹简之上。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为之序。”由此可知孔子是《尚书》的编定者。在孔子以前，《尚书》有三 千二百四十篇（孔颖达《尚书正义》引），为了教学的需要，选其重要者，编为一书，遂成百篇《尚书》了。

《尚书》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秦始皇焚书，《尚书》损失很大。博士伏生（名胜，济南人）将此书藏于壁间，西汉初年时取出，竹简已断烂不少，经过拼凑整理，仅存二十八篇，同后来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一篇《泰誓》相合，合计二十九篇。此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经考证，它被认为可信的史料。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毁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壁间发现用蝌蚪文写成的《书》的竹简，经孔安国校读整理，较《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安国将此书献给朝廷，刘歆请将之立于学官，遭今文学家的反对。魏晋时亡佚，连石经也遭毁坏。现只有《汉书》中残存篇目和少量佚文。现存的《古文尚书》，是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所献。该书把汉初的《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析成三十三篇，又从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另新撰《泰誓》三篇，凑成了西汉学者刘向、郑玄所称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隋唐学者对这部《古文尚书》深信不疑。唐初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即据此书作疏。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中》的《书经》。但宋儒吴域、朱熹对此书提出质疑。到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例证，断定其为伪书，故后人称之伪《古文尚书》。但这部书集中了历代人们所引的《尚书》和今文大师的解说，集古今之大成。其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文献，为研究古史之珍贵文献。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它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按文体分，又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诰是君臣之间对国家大事的讨论；训是国王对臣民的训词；谟是臣下的奏议；誓是出征时的誓词；命是朝廷诏令；典是帝王事迹的记载。

《尚书》中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史料。二十八篇按朝代分计《虞书》二篇：《尧典》《皋陶谟》；《夏书》二篇：《禹贡》《甘誓》；《商书》五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周书》十九篇：《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浩》《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伪《古文尚书》新增的二十五篇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罔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

《尚书》主要记载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活动。如《尚书》中很重要的《尧典》。《尧典》主要记载尧、舜二帝的事迹，特别是尧、舜二帝的“禅让”的历史与传说。谈到尧之功德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从《尧典》中所显示的是父系氏族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通观《尧典》文字，其记载世系皆以男子为主，如尧将二女嫁舜“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从《尧典》中还可看出，当时氏族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如“帝（指舜）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同时农业又与天象观测密不可分。所以《尧典》又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这些记载已为考古民掘资料所证实。

《禹贡》是《尚书》中另一篇重要文献，在研究我国古代的经济、地理及社会性质方面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禹贡》的“九州”“异山”“异水”等段落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四至：东至“海、岱惟青州”，达今东海之滨；西至“黑水、西河惟雍州”，达今甘、青地区，即《禹贡》所说的“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南至“荆及衡阳惟荆州”，北达黄河的河套地区。在《禹贡》的冀州条中提到“岛夷皮服”；青州条中提到“嵎夷既略”，“莱夷作牧”；徐州条中提到“淮夷蠙珠暨鱼”；扬州条中有“岛夷卉服”；梁州条中有“和夷厎绩”；在雍州条中还提到“三苗丕叙”和“西戎即叙”。诸如“岛夷”“嵎夷”“莱夷”“淮夷”“和夷”“三苗”“西戎”等等，都是当时居住各地比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从《禹贡》中还可以看出夏代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如：“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指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总”“铚”“秸”“粟”“米”等皆与农业有关，足见“甸服”内是以农业为主的。《禹贡》还反映了原始水利的兴修。如“九州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上述记载不可尽信。大禹治水很有限度，但大禹确有治水之举。在现今河洛地区确实发掘了有关原始水利的遗迹，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禹贡》的合理性。《禹贡》为夏史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参考资料。

《盘庚》上、中、下三篇，历来被认为是商代可靠的文献。如对盘庚迁都这一重大史实的记载。盘庚为何要迁都？在盘庚的训词中有明确的回答：“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当时贵族和平民斗争激烈，以至成“灾”。“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文中屡屡提到的“灾”是指贵族与平民的矛盾。盘庚便借迁都之举转移平民的反抗，维护王朝的统治。

《牧誓》，是周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武王姬发在其父文王所创建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基础上，率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三千人，联合大小诸侯，会师于孟津，前锋挺进至殷都朝歌南郊的牧野。“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历数纣王的罪行，说纣王“惟妇言是用”，“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所以要替天行道。这篇誓词，引起了周军及从征各国的同仇敌忾。后来《史记·周本记》在记叙武王灭商的历史，主要采用此篇材料。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而完整的史书，它是对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历史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极为珍贵的史料。不少篇目已为出土文物所佐证。如《大诰》《康诰》与《大丰簋》《大盂鼎》等得到相互参证。虽然《尚书》许多篇目，经后人整理，但仍是基本可信的。即使伪《古文尚书》，其材料也并非全不可信。司马迁作《史记》引《今文尚书》中的二十二篇，有的甚至全文照录。《尚书》还建立了我国历史的正统观，我国的历史就是以虞、夏、商、周四代作为正统王朝的开始。

由于《尚书》是一部档案文件汇编，因此无论时间还是内容都相互独立而不连贯，没有明确的记载顺序，杂乱无章。而且文字古奥，佶屈聱牙，艰涩难懂。加之后来又有缺漏，今文三家和古文、伪古文各有传抄错误，到唐代改写成楷书又平添了错误，导致此书非常难读。

历代研究《尚书》的人很多，伪《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出现后，孔颖达以它为真本，撰《尚书正义》，宋代蔡沈集两百年之研究成果，写成《书集传》，它是宋代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明代将它列入《五经大全》中，后来汇刊在《四书五经》本中，成为科举的法定本。清代研究《尚书》的人不少，其中孙星衍采辑各家旧注，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是《尚书》注本较完善的一种。

《尚书》流传时间长，版本很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汉熹平年间刻的石经，传到现在仅存千余字，分属二十二篇，称《熹平石经》。魏正始年间卢植将《尚书》刻成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称《三体石经》，今存三千余字，分属十七篇。伪《古文尚书》出现后，流传中版本复杂多变，现存最早的伪《古文尚书》本是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和日本古写本，是由隶古定本流传下来的。“隶古定”是用隶书的笔划写籀书的字体，这种版本中奇字很多。传至宋代，吕大防得此本，晁公武把它刻石于成都，薛季宣据以撰一部《书古文训》，这唯一的隶古定刻本今保存在《通志堂经解》里。这种隶古定本很难读，晋代范宁将它改写为今字本即楷书本，到唐失传。唐玄宗天宝年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改写中出现很多错误。开成年间刻成《唐石经》，又名《开成石经》（共十二经）。全石保存至今。所有五代以后《尚书》的各种刊本都承《唐石经》，流传至今。《尚书》版本有唐代《十三经注疏本》相台本及翻刻本、宋蔡沈《书集注》本、明监本《五经》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