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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Panthéon(先贤祠)的傅科摆

来源:金玉米 编辑:admin 时间:2023-05-01
 
 巴黎万神殿的傅科摆

19世纪 法国物理学家莱昂·傅科在巴黎先贤祠里用他的“傅科摆”,向公众证实了地球的自转。

1851年,傅科在巴黎先贤祠的大厅里安装了一个实验装置:一根长达67米的钢索悬挂在拱顶,下面挂着一颗直径为30厘米、重28千克的摆锤,摆锤的下方嵌入了一根尖针,伸进地面上摆放的直径6米的巨大沙盘里,当摆锤经过沙盘上方时,尖针就会在沙盘上留下运动的轨迹。

傅科将摆锤高高吊起,等周围的一切都平静后,用火烧断了拴住摆锤的绳子,摆锤顺势开始摆动。依照惯性定律,摆锤的摆动应该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在沙盘上留下唯一的轨迹。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人们惊奇地发现,沙盘上摆锤的轨迹每经过一个周期,都会沿顺时针方向发生偏转(每两个轨迹之间相差大约3毫米)。

 傅科摆示意图

一般来说,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摆动的平面是不会发生移动的,因此我们可以分析,人们所观察到的摆平面的转动其实是一种相对运动,真正在转动的其实是大家脚下的地球。

“傅科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单摆结构,傅科在实验中使用了很长的钢索和重量很大的摆锤,长长的钢索让摆锤摆动的时间足够长,以便于人们观察摆动的变化,沉重的摆锤增加了摆自身的惯性,减小空气阻力,让摆动可以持续得更久。他还在钢索的悬挂点使用了特殊的万向节设计,最大程度地减少摩擦,使摆能不受地球自转的影响,始终保持摆动方向不变。就是这个神奇的“傅科摆”,让人们亲眼看到了地球的自转。

如果我们把“傅科摆”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摆动的情况也会不同:在北半球时,摆动平面顺时针转动,在南半球时,摆动平面逆时针转动,在赤道上时摆几乎不转动,而在两极极点时,摆动平面旋转的周期为一恒星日(23小时56分4秒)。纬度越高,摆动平面转动的速度越快,在傅科所在的法国巴黎,“傅科摆”的摆平面旋转一周的时间大约是31.78小时。在北京天文馆的大厅里也有一个巨大的“傅科摆”,由于北京的纬度与巴黎相比较低,它旋转一周大约需要37小时。

傅科(1819年9月18日~1868年2月11日), 法国物理学家。

幼年时期,喜欢精巧手工的创制活动;

青年时期,学习外科和显微医学,后转向物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

1851年,进行了著名的傅科实验,因此被授予荣誉骑士五级勋章;

1852年,发明了回转仪,并发现了回转罗盘效应;

1853年,测定光速,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并被拿破仑三世委任为巴黎天文台物理学教授;

1855年,设计了光度计;发现在磁场中的运动圆盘因电磁感应而产生涡电流,被称为“傅科电流”,同年,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科普利奖章;

1857年,创制“傅科棱镜”;

1858年,设计了反射式望远镜的椭球面镜;

1960年,发明了定日镜的跟踪系统;

1864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以及柏林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1868年,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

 先贤祠,原文Pentheon,原指古希腊罗马的众神之殿堂,如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罗马的Pentheon里面便空空如也,可见当年是供奉诸神的地方。而巴黎的先贤祠则不然,里面安葬着被国家当作伟人的先辈的遗体。从“众神之殿堂”到“伟人的墓堂”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而Pentheon这个词,翻译起来也五花八门,有译作伟人墓的(今义),有译作万神庙(古义),先贤祠这一叫法最为流行。

先贤祠的建筑庄严雄伟,俯瞰时,它呈一个粗犷的希腊式十字形状,长110米,宽84米,中央为一个带一层圆柱廊的罗马式穹顶,高达83米。我记得在埃菲尔铁塔上和蓬皮杜文化中心的顶楼上看过来,都可以看到先贤祠的这一穹顶。而从那里看出去,朝西就能望见卢森堡公园的绿荫。

先贤祠正面朝西,为希腊式的多排圆柱的通廊,柱廊上巨大的三角楣上镌刻下了这样的一行文字:“祖国感谢伟人”,由此奠定了先贤祠的伟人墓堂的性质。大厅内挂着一些巨幅的绘画和浮雕作品,表现一些历史画面,例如查理大帝的加冕,圣德尼的预言,圣女贞德的故事,等等。其中不少是圣女热娜薇也芙的生平事迹。下到深深的底层后,发现那里才是安放伟人遗体的墓室。

在巴黎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先贤祠的历史其实并不长。比较巴黎圣母院的一千多年,卢浮宫的八百年,凡尔赛宫四百年,它只有短短的两百多年,仅仅比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等现代建筑早不到一个世纪。

不过这,这一建筑开始时并不是祖国为感谢伟人而建的殿堂,而是法国国王的一座感恩教堂。1744年,年仅三十四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梅兹逗留期间曾得重病,他祈求巴黎城的主保圣女热娜薇也芙保佑他康复,并许愿为她重修一座教堂,后来,路易十五病愈后下令兴建圣女热娜薇也芙新堂,1755年,路易十五亲自为教堂奠基,设计师是著名的建筑师苏弗洛。

教堂从1758年正式动工,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1790年方告建成,那时,路易十五和苏弗洛都早已作古。在“大破大立”的大革命浪潮中,有人提出废除该教堂的宗教性质,把它改为一座“祖国和自由的祭坛”,用来纪念对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当时执政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坚决支持这一请求,1791年4月4日,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将圣女热娜薇也芙教堂改名为先贤祠。同一天,这个墓堂中就安葬了第三等级的著名代表、著名的演说家米拉波。

米拉波之后,先贤祠正式迎接的伟大“客人”是伏尔泰,他是在当年7月1日,伏尔泰的遗体被迁葬到先贤祠的。应该说,伏尔泰作为十八世纪对法国革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作为先贤祠“正式”迁葬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伏尔泰的棺木上写着这样的字样:“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不久后,人们发现安息在先贤祠中的第一位“客人”米拉波曾经为国王效劳,而且从国王那里收受巨额钱财,认为他不配安息在这里,便又决定把他的灵柩移走,在它的位置上安放了遭到暗杀的革命家马拉的遗体。1794年10月11日,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卢梭的遗体也被迁到这里,与伏尔泰为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梭与伏尔泰既是启蒙运动中的战友,也是彼此攻击、谁都看不起对方的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他们为伴在先贤祠的同一个墓室中待了两个多世纪,也算是“不是冤家不聚首”,谁让他们都是法兰西国家的伟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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