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

 《石渠宝笈》中所收录的书画精品，都曾为宫廷所珍藏。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石渠宝笈》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出宫时还将大批藏品迁离紫禁城，至伪满洲国结束期间，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成为了目前挽救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的线索。同时，若能验明正身为《石渠宝笈》著录中的画作，往往也会身价倍增，成为拍卖会中的焦点，《石渠宝笈》收录的古画屡次刷新世界纪录。收录于《石渠宝笈》”《石渠宝笈》一直是中国顶级艺术品的标签，何止《松崖别业图》《写生珍禽图》这些价值连城的拍品，就连《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这些鼎鼎大名的文物也都收录于《石渠宝笈》。那么，被无数藏家朝思暮想的《石渠宝笈》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籍呢？

清代皇室推崇汉文化《石渠宝笈》应运而生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本意为西汉皇家藏书馆——“石渠阁”。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所藏书画颇丰，自比“石渠阁”，于是皇室召集当时书画名家，打算编纂一部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由此诞生。该书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是一部清宫旧藏书画的目录和明细。 《石渠宝笈》的编纂反映出清代皇室对汉文化的推崇。康雍乾三代，清室汉化逐渐加深，皇族贵胄全部都要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而汉文化中的书画对乾隆皇帝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乾隆对于书画的喜爱不亚于宋徽宗，当他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书画，同时也开始收藏书画，《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 除了乾隆当朝，康熙、雍正两代的清宫书画旧藏也非常丰富。清代中期，书画逐渐从私家收藏转为内府收藏，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廷留下来的书画作品数目巨大，例如《清明上河图》就曾为湖广总督毕沅所藏，毕沅死后其家被抄没，此图遂入清内府，之后便收录于《石渠宝笈》。到了乾隆时期，宫廷书画收藏达到顶峰，《石渠宝笈》可谓应运而生。

《石渠宝笈》中国书画著录书，共有三编，由乾隆皇帝命令大臣编纂，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书中收录的均为清朝宫廷所藏之书画作品。

《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著录的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再据其收藏之处，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各自成编。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套现存台北。

1、殿座印一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乾隆御览之宝》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乾隆帝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耄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嘉庆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

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纂《秘殿珠林初编》之《石渠宝笈》前就由乾隆帝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有关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现象，如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清高宗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但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2、清内府鉴藏印的钤盖严格的格式　内府印章的钤盖不是随意来的，它们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石渠宝笈-清宫廷卷册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仿金粟山藏经纸一般来讲，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嘉庆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根据内府印的钤盖方式鉴定宫廷书画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

3、清内府标准的装裱

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乾隆仿古纸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锦及缂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绦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赭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夔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古锦。

藏界推崇传承有序“石渠宝笈”钤印为拍品增值 被《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一般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乾隆御览之宝”。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还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嘉庆帝收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 近年来，随着古代书画收藏的逐渐升温，藏家较之以往更注重作品的历史著录，尤其是一些经过清内府收藏、钤有“石渠宝笈”等印记的书画，在拍会上价格更令人咋舌。如被《石渠宝笈》收录的明代陆治《青绿山水》卷，20世纪90年代末拍价不到百万元，而2000年再拍时则高达近600万元。又如，以往并不被老一辈研究者看重的清代帝后书画，只要经《石渠宝笈》著录，价格也较上世纪有大幅的飙升，如1996年翰海公司所拍乾隆皇帝御笔《行书哀明陵三十韵》卷，系描金云龙笺高头大卷，虽为原装原裱并附带原玉别、原蓝绸包袱，但也不过以90万元拍出；而2001年嘉德所拍乾隆书《塔山西面记》卷，经《石渠宝笈》著录，尽管尺幅较上述之卷小得多，且包袱有火烧痕迹，可成交价远高于前者，为130余万元。时至2013年，《石渠宝笈》著录的唐寅作品《松崖别业图》竟以7130万元成交，《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在市场上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石渠宝笈》

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乾隆编石渠宝笈撰这部大型书画著录书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质的基础：一、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宫廷艺术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时期，乾隆在文化艺术上更多的是继承、守成。乾隆时期，汉化已经非常深了，皇族贵胄每个人都是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乾隆还是宝亲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了，《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书画学习、创作，他个人的喜好，是编纂和整理宫廷收藏的直接诱因和精神基础。 

二、早在顺治

的时候，满清的皇帝和贵族就已经慢慢的汉化了，顺治皇帝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也指导宫廷的创作。杨丹霞指出，顺治时期的很多亲王在战场上是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到自家的花园里，即咏唱诗歌、挥毫作画。如康熙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他的府邸就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国家商务部，他和当时的许多汉族大文人交往深厚，同时自己也是书画家。自顺治直到乾隆，历朝清帝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和身体力清乾隆皇帝行，形成了康雍乾三朝书画逐渐从私家收藏转到内府收藏的局面，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廷留下来的东西，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为《石渠宝笈》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三、在历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的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参与其中，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他们的书画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了，这二人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而参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编纂的黄钺，则是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所以说，乾隆时期，除了文物的庋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成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