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音乐生活的转型

汉代统治者推行“与民同乐”的开明政策,定期举行大型的群众性音乐表演活动,以显示国威,表示上下一心。这些大规模的文艺活动多在广场或殿前举行,观众多达上万,有时甚至“方圆五百里者皆来观”,其规模可见一斑。这些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的艺术活动也反映出汉代社会音乐生活从宫廷御用到平民大众娱乐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礼仪音乐。从战国到秦末,战乱频繁,礼崩乐坏,汉初已是“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高祖曾命叔孙通制礼乐,但由于汉代的社会性质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周代的礼乐此时已不可能恢复。汉代新兴的乐种——鼓吹乐兴起后,首先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礼仪音乐,炫耀威风,昭示功德,以风化天下。《后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曰:“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奏玺绶,天子列临轩,百官陪位……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依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晋朝孙毓《东宫鼓吹仪》云:“礼乐之歌义有所指,给鼓吹以备典章出入阵作,用以移风易俗……闻其声而德和,省诗而志正,威仪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由此看出,汉代皇家宫廷的行驾、祭祀、朝会等仪式活动中都有鼓吹乐队来演奏。汉画中的礼仪音乐主要用于行驾、出行、仪仗等活动,但其规模和规格自由,摆脱了汉以前等级观念的限制。礼仪音乐的乐队主要是鼓吹乐,并且以小型乐队为主,一般是十人以内,最少的也有一两个人。既有马上的仪仗(成都汉墓画像砖),也有步行的仪仗(邓州画像砖)。由此看出,汉代礼仪音乐不仅是宫廷军队的仪仗,也成为一般官吏富豪炫耀的资本,是一种较常见的音乐社会活动。 　　汉代的丧葬仪式也用鼓吹,有时也被统治者作为一种赏赐,奖励将领。《后汉书·百宫志》记载:“凡将军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北堂书钞》引《晋中兴书》说,汉武帝时,平定百越,始置交趾,“以州边远,出越不宾,宜加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 　

　2.宴乐。宴乐是汉画音乐图像中,内容最多、数量最大的一种音乐活动形式,也最能体现汉代音乐的雅俗共存、互相交融的特点。 　　汉代自武帝建立乐府以来,宫廷及将相家族的私宅里宴乐盛行,宴乐尤其为人们所喜爱,成为汉代社会重要的音乐生活形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礼乐志》:“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足以说明鼓吹乐在宴乐中的地位。山东沂南汉墓中有一幅描写汉代生活的石刻,其中有宴乐乐队的场面”。西汉末至东汉时,从宫廷到达官贵人,奢侈之风盛行,成帝永始四年诏书中说:“方今世俗,奢攒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设钟鼓备女乐,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宴乐歌舞不仅在汉代皇宫宴请群臣时使用,而且为贵族大臣、官吏富民、豪宅雅间宴请宾客时所常用。汉代画像石中有不少宴乐歌舞图像,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写照。

　　3.纯器乐和歌舞欣赏。汉代以前的艺术是“诗、乐、舞”不分的形式,汉代开始了“诗、乐舞”的逐渐分离,出现了纯器乐和歌舞的独立,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乐舞百戏”。从汉画像多数乐舞百戏同处一图的情况分析,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是汉代艺术发展的主流。汉代歌舞之风盛行,不但统治阶级沉湎于歌舞享乐之中,而且上行下效,王公贵族、官吏富民无不以此为乐,大行奢侈之风。《盐铁论·散不足》云:“古者土鼓,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谷俗,弹筝鼓瑟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中者呜竽调瑟,郑舞赵讴。”这可说是汉代歌舞盛行之风的具体描绘。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往昔,甚至到了“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而小坐而责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的地步“。汉画像中这种纯音乐的欣赏场面很多,大多在王公贵族、富豪之家的厅堂帏幔之中,主人与家人或朋友自娱或享乐。

　4.大型广场演出。汉画像中将歌、舞、鼓吹乐、百戏表演等混合一体的表演叫乐舞百戏图。这种表演形式,往往在大型广场上,观众人数众多,是一种新兴的民问文化活动。它从多个角度和方位,全面地展示了汉代的乐舞百戏艺术,场面雄浑壮观,较全面地反映了汉代音乐文化综合多元、辉煌隆盛的面貌。